方莉
襄阳三国历史文化独特、丰厚。一部襄阳三国史，就是一部金戈铁马的战争史，就是一部英雄辈出的人才史，就是一部火花璀璨的思想史，就是一部南北交流的对话史。
从初平元年（190年）刘表治荆州始，到公元280年西晋六路大军东进南下灭吴止，襄阳在三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迅速跃升，人才的荟萃，军事的争夺，政治的博弈，成就襄阳在三国的精彩，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襄阳正是从三国开始逐步走向辉煌，经济发达，人才辈出，影响日隆，受益于三国，也给三国以巨大影响；其后的近两千年，以对三国人物的祭祀、纪念，三国故事的广泛传播和三国精神的继承发扬为主要特征，形成了襄阳得天独厚的三国历史文化资源。
刘表移治荆州
襄阳的三国史，始于刘表移治荆州。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原荆州刺史王叡被孙坚所杀，身为汉宗室的刘表得到朝廷诏令继任荆州刺史。由于时局混乱，刘表在从京都洛阳赶往荆州治所武陵汉寿（今湖南常德东北）赴任过程中，屡屡受阻，不得已，单枪匹马进入宜城，迅速联络并依靠本地大族蒯氏、蔡氏、庞氏等，取得了荆州的控制权，遂于次年移荆州治所于襄阳。
荆州治所的确立，使襄阳迅速成为地方区域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学术、人才中心。荆州辖有八郡，包括长沙、零陵、贵阳、南阳、江陵、武陵、南郡、章陵，襄阳属南郡，在荆州北部，从客观上说，当时在广阔的荆州地区中，仅是一个普通县，而刘表最终选择襄阳，一个原因是汉寿形势不够稳定，另一个原因也是出于依靠襄阳大族的需要。接下来，刘表杀孙坚，降张绣，败张羡，“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又听从蒯越的建议，推行“仁政”，使饱受战争创伤的荆州地区得以休养生息，开创了荆州和平稳定的新局面，形成全国大战乱背景下一块难得的净土。随着刘表对大荆州区域的拓展，襄阳也从一所边鄙小城，一跃成为国家一级行政区域中心，进入全国视野，其后，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和变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刘表治理荆州
刘表治下的荆州，政局和社会稳定，经济富庶，吸引了北方大批流民涌入荆州，仅关中，“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豫州、兖州也有为数众多的流民归附而来。
刘表对流民实行安抚政策，组织他们迅速投入生产，大批流民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垦了原来没有得到开发的丘陵山区，使得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取代历来富庶的关中，成为新的经济重心。
与流民同时被裹挟而至的，是为数不少“依倚道艺”的名士，史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这些寄居在荆州的士人，均非等闲之辈，“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以綦毋闿、宋忠、司马徽等硕儒为代表的各地士子，删划浮辞，改定五经，编写了《五经章句后定》，开创了荆州学派，标志着“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不但当时影响全国，又泽及后世王弼，对魏晋玄学无疑有巨大的影响。
另外，在刘表的主持下所建立的官学，几乎将洛阳的太学搬到了襄阳，先后在州学就学的生徒达千余人，年轻的诸葛亮就是在刘表建立的学业堂中完成了初步的经学教育。在刘表势力瓦解后，他所培养的庞大士子群体，分别成为魏、蜀、吴集团的中流砥柱。刘表治理襄阳近二十年，为襄阳担当起三国策源地的重任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使当时的襄阳继洛阳、长安之后，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人才中心和三分天下的源头。
三方争夺荆州
随后，魏、蜀、吴三方势力在以襄阳为中心的荆州，演出了战荆州、夺荆州、借荆州、讨荆州、失荆州等一系列大戏。
襄阳是曹魏集团南狩的最佳桥头堡。曹魏据有襄阳，奠定了北方威慑、统一南方的战略基础。
曹魏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襄阳，将襄阳视为经略南方的战略基地。
魏明帝曾对大将满宠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建安十三年（208年）九月，随着刘表势力的瓦解，襄阳进入曹魏版图，襄阳雄厚的战略资源、文武人才、水陆军队等，都给曹操决战孙、刘的信心，据有襄阳，是其筹划赤壁大战的前奏。后虽兵败，丢失荆州的大量地盘，但襄阳是力保地盘，并派名将曹仁把守，其间虽有蜀汉、孙吴的争夺，但始终在曹魏的牢牢控制之下，从而确保了北方对南方的战略优势。
襄阳是蜀汉集团北伐的战略策应地。
襄阳对蜀汉集团来说更是举足轻重，早在“隆中对”中，刘备君臣已将襄阳置于其“三分”战略的重要位置。赤壁之战后，以关羽遥领襄阳太守，对襄阳志在必得。关羽与曹仁展开激战，打出了“水淹七军”的经典战役。遗憾的是，关羽兵败襄阳，形势急转直下，使得蜀汉跨有荆益的战略彻底破产，进而成为蜀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襄阳是孙吴集团战略防线的重要节点。大荆州区域构成东吴的长江天险，襄阳在攻防上尤其处于咽喉地段。孙吴集团对襄阳觊觎已久，早在孙坚时期，孙坚就跨江击刘表，被射杀于凤林关。孙坚死后，其子孙策、孙权相继统兵，坐拥江东，但始终未放弃对以襄阳、江陵为核心的荆襄地区的争夺。而孙吴集团始终没有得到荆襄地区的控制权，也是其不得不偏安一隅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晋扫平东吴
后三国时代的襄阳，在全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晋扫平东吴——最后一个割据政权，统一全国，也是以襄阳为基地向南挺进的。这场影响深远的大一统之战，襄阳在物质准备、战略策划以至作战指挥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为难得的是，平吴之战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奠定了襄阳作为全国兵家必争之地的地位。
平吴准备在襄阳。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年），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祜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其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积。”为统一南方奠定了军事、物质基础。也正是在襄阳，羊祜筹划了成熟的平吴方略。
平吴指挥也在襄阳。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西晋20余万大军大举伐吴，兵分六路，东西纵横几千里，大都督贾充为最高统帅，将中军屯襄阳，为诸军节度。襄阳既是中路军的前锋，也是伐吴大军总指挥所在地，为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贡献了力量。
平吴之战开经典。平吴之战显示了襄阳在全国军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大凡历史上处于南北分治时，双方都是从东中西三路互为攻守，结果几无例外最后都是北边的朝廷占有优势，西晋杜预策划的六路大军灭吴之战成为尔后南北对峙时统一南方所遵循的基本战争模式，西晋的六路大军实际上只有左中右三路，中路的节点就是重镇襄阳。曹魏奉行的也是东守合肥、中镇襄阳、西固祁山的攻守政策。其后，这种经典战略布局被历代军事家所采用。
2021年5月13日《襄阳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