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莉
襄阳古城既是军事防御工事，又是抵御水患的堤防。元末至洪武初，卫国公邓愈在朱元璋的指示下重筑襄阳城，最终奠定了襄阳古城如今的格局，是襄阳古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此次筑城，时间较为充裕，政策大力支持，调动多方力量，所筑城池经过了严格的规划和细致的谋划，因此充分体现了官方民间对城池的核心审美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表达。
万历年间，知府万振孙将六座城门分别命名为东门“阳春”、南门“文昌”、西门“西成”、小北门“临汉”、大北门“拱宸”、长门“震华”。虽经历代兵燹，但仍存明初旧制。
2001年6月25日，襄阳城墙作为明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襄阳城墙与南京、苏州、荆州等十四个城市城墙一起，以明清古城墙共同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明初筑城：襄阳城的扩展与定型
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四月,常遇春率部进取襄阳诸郡,五月己卯,“常遇春至襄阳,守将弃城遁,遇春追击之,俘其众五千,获马一千八百余匹,粮八百石”。历代志书都记载襄阳城“元季颓废”，已不能如南宋末抵抗元军那样可以坚守。七月,令邓愈镇守襄阳,同时以王天锡为湖广行省都事,谕之曰：“汝往襄阳赞助邓平章,设施政治,当参酌事宜,修城池,练甲兵,撙节财用,抚绥人民。”一般将明初邓愈重筑襄阳城界定在此时。
邓愈所筑之襄阳城,有正城，有新城。其正城应为宋元以来之襄阳城,因其故址而成。新城则是在旧城之东北角向外拓展,形成向东北部伸出的一个角。对此,乾隆《襄阳府志》卷7《城池》说得更清楚:“明取襄阳,以平章邓愈镇其地,于至正二十五年修之,拓东北角,由旧城大北门外,东绕今长门,环属东城。”南宋时襄阳城周为九里三百四十一步,此次拓展后的正城与新城合计为十二里一百零三步,增加了二里余。
邓愈所修襄阳城奠定了明清两代襄阳城郭的格局,其后虽屡有维修,但城郭形态并无改变。今襄阳城垣保存基本完好,大致呈梯形，城墙内为土夯筑,外砌大城砖,周长据市文物管理处测算为7331米，高约8.5米,宽5至15米,现保存的基本上是原墙体。城墙内合围面积约2.6平方千米。东、南、西三面有护城河环绕,河宽130至250米,深2至3米,被称为“华夏第一城池”。这一城郭形态,基本上就是明初奠定下来的。
布局严整：明代襄阳城结构还原
明初襄阳城内的布局,襄阳卫、府衙署集中于城内西南隅,与唐宋时期军政机构集中于城内北部特别是东北隅完全不同。入南门,南大街的西侧为襄阳府衙:“洪武乙巳知府张善建,景泰中知府元亮重建。旧府门面东,成化间知府何源改面南。”其具体位置在今民主路北、利民街东、南街西，大致为军分区地盘。府衙稍西北处为按察分司。南大街东侧为襄阳卫公署,其东为府学。这样,襄阳城内南半部分为军政衙署所占据。
正统初,襄王朱瞻墡自长沙移居襄阳,以襄阳卫公署改建为王府。
襄王府之建立,使襄阳城内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王府本身及其附属的襄府护卫、长史司、审理所等王府机构,占据了城内东南隅的大部分地域,南门正街之东、东街之南几乎占全城四分之一的面积为王府及其附属机构占用,原居其间的居民均迁居他处,王府之南、东、北三面遂形成空旷之地。正统四年(1439年),巡按湖广的监察御史时纪奏称:“比者,以襄阳卫为襄府,府前避徙者千余家,其地甚旷。而府中官校旗军散据军民居第,恃强无赖,侵害良善,乞督令于府前旷地营屋以居。”虽然襄府护卫官校旗军多在王府周围营屋居住,然王府周围仍多旷地。其次,襄阳卫公署旧址既为王府所占,乃移建于城内东北隅城隍庙东、邓愈故宅附近,其具体位置当在今鼓楼巷（原称城隍庙街）北、荆州街西。与襄阳卫有关的军器局、武学街则围绕卫署分布。
天顺《襄阳郡志·坊郭乡镇》于襄阳县下共记有三十六坊,应是以牌坊的形式为主,如澄清坊,“在按察分司前,正统年间废,天顺四年知县李人仪新建”；旬宣坊,“在布政分司前,天顺四年知县李人仪创建”；状元坊,“在大十字街南,洪武戌辰,状元任亨泰立”；敷政坊,“在县治东三百步许,临大街,东向，天顺二年知县李人仪立”；经魁坊,“在大十字街南,为庚午科举人任春立”等,显然都是牌坊。此外，襄阳城内分立东北、东南、西北三坊。此三坊与上述牌坊不同，应属于以户籍控制为宗旨的里甲系统,则可断定城内北半部居民较多,而其南半部由于长期为襄王府占据而居民较少,这种里甲编组,显然与城内南部基本为衙署、王府所占据的情形相符。
天顺《襄阳郡志》并记有城内街巷之大致情形,谓有大十字街、东门街、西门街、小十字街等。大十字街即延续到今天的十字街,是城内的中心;状元坊、治安坊、经魁坊等均立于大十字街侧,鼓楼则在大十字街之北。南门内的小十字街当是由南街与府前街、王府前街交叉而成。城内北半部在明代以居民区为主。
就目前所见材料看,明代襄阳城西门外形成了较大片的街区。天顺《襄阳郡志》记襄阳县有马院口市,“在县西河套南”；又记有海子坊,“在西马院口前”。这里的马院口市,应为西河厢所在。西河,应为今檀溪。明天顺年间，檀溪河道尚未废弃，依然能够流入汉江。这里自古就是襄阳向西的陆路要道,易于形成市场。
秩序井然：襄阳城建筑的礼制表达
明代襄阳城的重构，充满了传统的“礼”，也就是秩序的审美。首先，城墙作为城市等级的象征，有着严格遵循的规模、大小的区别，襄阳城作为一个通都大邑的郡城，在明代邓愈手中得以扩建。邓愈扩建襄阳城，除了加强军事防御、兼做抗洪之用外，也是出于对襄阳作为府一级城池的应有规模的遵循，其周长由九里三百四十一步扩展到十二里一百三步二尺，城门增加到六座，城墙本体的雄伟也超拔一时：“高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五尺，下倍之。垛堞四千二百一十，窝铺七十，门六，俱有月城。角楼各一，花楼十。”使得襄阳城作为府城的尊严得到了维护。
在城内布局上，邓愈首先延续了城中心昭明台的地标建筑地位，并增加报时的钟鼓楼功能，其次，襄阳城原有的大十字街的双轴线骨架也得以保留，特别是由南、北大街构成的南北轴线，没有因为城市的向东扩展而重新划定。襄阳城的东半边大大扩展，而中轴线却在原位没有动，这条中轴线从唐宋延续至今，城变而中轴线未变。那么为什么人们不愿移动这条已经不在中轴上的中轴线呢？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城内格局的中轴，也是襄阳城外部格局的中轴；不仅仅是襄阳城的中轴，也是整个襄阳郡的中轴；不仅仅是地理中轴，也是文化中轴。延伸出城的中轴线，南向，是襄阳城的案山——岘首山；北向，则穿过宽阔的汉水，连接米公祠，更远又指向西周分封的公侯之国邓国的都城——今邓城遗址。这条中轴线穿山过水，浑然天成，气势恢弘。岘首山是东汉末年重要战役凤林关之战发生的地点，一向被称作“郡城门户”，是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羊祜生前的游憩之所，历史上建有堕泪碑、岘山亭、羊杜二公祠；米公祠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家族的宗祠；沿线除南、北城门楼外，还分布着襄阳城的标志昭明台以及谯楼等建筑，是襄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人文最为富集的线路。正是因为这条中轴线已经成为襄阳城的“礼”——秩序的象征，所以，才得以保留至今。
除了城墙、街巷、官署、建筑等构成襄阳城秩序的审美外，襄阳城的六座城门更是充满了传统礼制内容，这从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上可窥一端倪。襄阳城的六座城门，万历时知府万振孙题东门曰“阳春”，东长曰“震华”，南曰“文昌”，西曰“西成”，大北曰“拱宸”，小北曰“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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