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美景，自古以来以人文古迹为胜。清末名士王万芳有《襄阳好》十首咏赞襄阳美景，其中列为第一的就是如今仍巍然耸立在襄阳城中心的昭明台。此台为纪念昭明太子而建，在纪念昭明太子萧统一千五百年中，昭明台曾屡易其名，以至于一楼八名，颇为罕见。这期“国学课堂”特邀我市文史学者方莉给大家介绍昭明台的历史背景及楼名的变迁。
一楼八名 世所罕见
记者：众所周知，昭明台是为纪念昭明太子而建，襄阳历代也涌现了很多歌咏昭明台的诗词。
方莉：昭明台是襄阳著名景观，清末襄阳名士、光绪版《襄阳府志》总编纂王万芳在晚年作《襄阳好》十首，歌咏了襄阳十处景观，其中列为第一的就是昭明台：“襄阳好，第一是萧楼。”萧楼就是昭明台，因梁昭明太子姓萧，故口头称之。至今，襄阳纪念昭明太子萧统已经一千五百年。
记者：襄阳为什么纪念昭明太子？
方莉：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昭明太子是众多太子中的一个，其特别之处在于他编选了《文选》这样一部诗文总集，收录了从先秦至南朝梁代初期的重要文学作品，为我国文学保存了重要资料，是后世读书人学习辞章的重要书籍，古人就有“《文选》烂，秀才半”一说。襄阳之所以纪念昭明太子，当然是因为昭明太子及其母丁贵嫔与襄阳的深厚渊源。《梁书·昭明太子萧统传》记：“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丁贵嫔传》则记：“高祖八男：丁贵嫔生昭明太子统，太宗简文皇帝，庐陵威王续。”昭明太子的母亲丁令光（封丁贵嫔），祖父在襄阳担任属官，丁令光就出生于樊城，据传出生时紫气满室，神光四射，所以取名为“光”。萧衍齐建武四年（497）任雍州刺史，驻镇樊城，一次登城而望，见汉江边一个女子正在漂絮，头顶上却幻化出龙形的五彩祥光，于是14岁的丁令光被萧衍纳为侧室，齐中兴元年（501）生下长子昭明太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仅凭出生地，襄阳就取得了纪念昭明太子的法统地位。所以，襄阳从很早就有了纪念昭明太子的建筑。但昭明台在历史上曾屡易其名，以至于一楼八名，颇为罕见。
记者：昭明台在历史上都有哪些名称？
方莉：历史上的昭明台曾依次被命名为：文选楼、山南东道楼、南平楼、钟鼓楼、昭明文选楼、镇南楼、昭明楼、昭明台。纵观楼名的变化过程，始于文选楼，终于昭明台，将之系于昭明太子萧统是主流，所以王万芳直接称之为“萧楼”。但也由此可见，襄阳对这座楼的定位是有纠结有争议的。唐以前，人们一般称之为“文选楼”。唐李益《送襄阳李尚书》说襄阳此地“俗尚春秋学，词称文选楼”，这表明唐以前襄阳就建了此楼。后因篆书大家李阳冰题字“山南东道”一度改名“山南东道楼”，宋淳熙年间又改回“文选楼”。但到了明清，“文选楼”之名，却一再受到质疑。所以明代“昭明文选楼”“昭明楼”的名称一再出现，强调“昭明”；顺治年间都御史赵兆麟重建时，认为元明以来所称的“南平楼”“镇南楼”“钟鼓楼”都是“凭臆失古人迹”，于是承明代定名为“昭明台”；雍正年间守道鲁之裕进一步阐明：“昭明自天监以后，未尝再至襄阳也，文选楼之名殊为附会。”他质疑，并非质疑昭明太子与襄阳之渊源，而是指出《文选》与襄阳毫无关系，也就是说《文选》的编纂地不在襄阳。
人文古迹 渊源深厚
记者：《文选》的编纂地不在襄阳，那又在何处？清代人的质疑有没有道理？
方莉：我认为清人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襄阳作为昭明太子的出生地是确凿无误的，但是，其一生之重要事业——《文选》却并不是在襄阳所编纂。那么，《文选》到底在哪里编纂的呢？唐代有人称扬州文选楼是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的所在地，但清代又有人称这不是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的楼，而是后代注释《文选》的楼。还有镇江坚持认为其南郊的“增华阁”是《文选》编纂之所，认为太子居东宫时，将三万多册图书搬到建康郊外进行编纂，但并不为历代学者采信。历代文史工作者大多还是倾向认为《文选》在建康的东宫编纂完成。梁天监元年（502）萧统被立为太子，就已经迁居后世被称为“六朝金粉”的建康（今南京），文选编撰事业当在此完成。因为，只有在当时文化中心的建康，才具备足够多的图书、足够多的文学之士，便于组织一个庞大的班底来支持这个文学史上的空前事业；而且，昭明太子自入主东宫后，并没有长时期离开京都的经历。
记者：这么说《文选》的编纂地不在襄阳了？
方莉：明清以来，辨析《文选》的编纂不在襄阳的有之，坚持《文选》的编纂就在襄阳的，同样大有人在，这是因为，略晚于萧统编《文选》，襄阳也有一件与之相类的文学盛事，即晋安王的高斋学士。《南史·庾肩吾传》：“初为晋安王国常侍，王每徙镇，肩吾常随府，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南朝时期，襄阳为军事重镇，往往以王子、重臣来镇，昭明太子的同母弟萧纲就曾任雍州刺史镇襄阳（时为晋安王），后继任太子并在乱世中继位为简文帝。萧氏家族重视文学，无独有偶，萧纲也在襄阳进行了这样一件文学作品的编纂工作，其影响仅次于《文选》。
记者：这两件事看起来容易混为一谈。
方莉：是的。由于两件事情时代、性质都有相似之处，所以高斋学士与《文选》的编纂一直混淆，宋陈棋《文选楼记》就说：“昭明尝聚才士刘孝威、庾肩吾辈几十人著《文选》，号‘高斋学士’。”清代赵兆麟《昭明台记》承袭其错误，也这样认定：“梁昭明统，学问太子也。集名士刘庾辈十人订《文选》一书，立斋于台，曰‘高斋’。”这也是清代重建时，不称楼而称“台”的原因，因为，以“高斋”字面看，斋而高，应在台上。
记者：昭明台被王万芳列为襄阳十大景观第一，您怎么看？
方莉：“唐道南东横地出，汉江西北接天流，城郭画中收。”作者站在昭明台上，襄阳依山带水，城池映照，风景如画，尽收眼底。民国时的昭明台，主门楣上悬挂着“文章六代，烟月四时”的楹联，即为王万芳所撰，很好地诠释了昭明台的文化内涵。从清末民初的昭明会也可以看出，襄阳文人对昭明太子是十分崇敬的。对昭明太子的尊崇，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文学情结。所以，昭明台被王万芳列为襄阳十大景观第一并不奇怪。如今，昭明台仍矗立于古城中央，依然在昭示着襄阳与昭明太子的千年之缘。
（全媒体记者王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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