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美景,自古以来以人文古迹为胜。清末名士王万芳有《襄阳好》十首咏赞襄阳美景,其中列为第一的就是如今仍巍然耸立在襄阳城中心的昭明台。此台为纪念昭明太子而建,在纪念昭明太子萧统一千五百年中,昭明台曾屡易其名,以至于一楼八名,颇为罕见。这期“国学课堂”特邀我市文史学者方莉给大家介绍昭明台的历史背景及楼名的变迁。
一楼八名 世所罕见
记者:众所周知,昭明台是为纪念昭明太子而建,襄阳历代也涌现了很多歌咏昭明台的诗词。
方莉:昭明台是襄阳著名景观,清末襄阳名士、光绪版《襄阳府志》总编纂王万芳在晚年作《襄阳好》十首,歌咏了襄阳十处景观,其中列为第一的就是昭明台:“襄阳好,第一是萧楼。”萧楼就是昭明台,因梁昭明太子姓萧,故口头称之。至今,襄阳纪念昭明太子萧统已经一千五百年。
记者:襄阳为什么纪念昭明太子?
方莉: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昭明太子是众多太子中的一个,其特别之处在于他编选了《文选》这样一部诗文总集,收录了从先秦至南朝梁代初期的重要文学作品,为我国文学保存了重要资料,是后世读书人学习辞章的重要书籍,古人就有“《文选》烂,秀才半”一说。襄阳之所以纪念昭明太子,当然是因为昭明太子及其母丁贵嫔与襄阳的深厚渊源。《梁书·昭明太子萧统传》记:“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丁贵嫔传》则记:“高祖八男:丁贵嫔生昭明太子统,太宗简文皇帝,庐陵威王续。”昭明太子的母亲丁令光(封丁贵嫔),祖父在襄阳担任属官,丁令光就出生于樊城,据传出生时紫气满室,神光四射,所以取名为“光”。萧衍齐建武四年(497)任雍州刺史,驻镇樊城,一次登城而望,见汉江边一个女子正在漂絮,头顶上却幻化出龙形的五彩祥光,于是14岁的丁令光被萧衍纳为侧室,齐中兴元年(501)生下长子昭明太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仅凭出生地,襄阳就取得了纪念昭明太子的法统地位。所以,襄阳从很早就有了纪念昭明太子的建筑。但昭明台在历史上曾屡易其名,以至于一楼八名,颇为罕见。
记者:昭明台在历史上都有哪些名称?
方莉:历史上的昭明台曾依次被命名为:文选楼、山南东道楼、南平楼、钟鼓楼、昭明文选楼、镇南楼、昭明楼、昭明台。纵观楼名的变化过程,始于文选楼,终于昭明台,将之系于昭明太子萧统是主流,所以王万芳直接称之为“萧楼”。但也由此可见,襄阳对这座楼的定位是有纠结有争议的。唐以前,人们一般称之为“文选楼”。唐李益《送襄阳李尚书》说襄阳此地“俗尚春秋学,词称文选楼”,这表明唐以前襄阳就建了此楼。后因篆书大家李阳冰题字“山南东道”一度改名“山南东道楼”,宋淳熙年间又改回“文选楼”。但到了明清,“文选楼”之名,却一再受到质疑。所以明代“昭明文选楼”“昭明楼”的名称一再出现,强调“昭明”;顺治年间都御史赵兆麟重建时,认为元明以来所称的“南平楼”“镇南楼”“钟鼓楼”都是“凭臆失古人迹”,于是承明代定名为“昭明台”;雍正年间守道鲁之裕进一步阐明:“昭明自天监以后,未尝再至襄阳也,文选楼之名殊为附会。”他质疑,并非质疑昭明太子与襄阳之渊源,而是指出《文选》与襄阳毫无关系,也就是说《文选》的编纂地不在襄阳。
人文古迹 渊源深厚
记者:《文选》的编纂地不在襄阳,那又在何处?清代人的质疑有没有道理?
方莉:我认为清人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襄阳作为昭明太子的出生地是确凿无误的,但是,其一生之重要事业——《文选》却并不是在襄阳所编纂。那么,《文选》到底在哪里编纂的呢?唐代有人称扬州文选楼是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的所在地,但清代又有人称这不是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的楼,而是后代注释《文选》的楼。还有镇江坚持认为其南郊的“增华阁”是《文选》编纂之所,认为太子居东宫时,将三万多册图书搬到建康郊外进行编纂,但并不为历代学者采信。历代文史工作者大多还是倾向认为《文选》在建康的东宫编纂完成。梁天监元年(502)萧统被立为太子,就已经迁居后世被称为“六朝金粉”的建康(今南京),文选编撰事业当在此完成。因为,只有在当时文化中心的建康,才具备足够多的图书、足够多的文学之士,便于组织一个庞大的班底来支持这个文学史上的空前事业;而且,昭明太子自入主东宫后,并没有长时期离开京都的经历。
记者:这么说《文选》的编纂地不在襄阳了?
方莉:明清以来,辨析《文选》的编纂不在襄阳的有之,坚持《文选》的编纂就在襄阳的,同样大有人在,这是因为,略晚于萧统编《文选》,襄阳也有一件与之相类的文学盛事,即晋安王的高斋学士。《南史·庾肩吾传》:“初为晋安王国常侍,王每徙镇,肩吾常随府,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南朝时期,襄阳为军事重镇,往往以王子、重臣来镇,昭明太子的同母弟萧纲就曾任雍州刺史镇襄阳(时为晋安王),后继任太子并在乱世中继位为简文帝。萧氏家族重视文学,无独有偶,萧纲也在襄阳进行了这样一件文学作品的编纂工作,其影响仅次于《文选》。
记者:这两件事看起来容易混为一谈。
方莉:是的。由于两件事情时代、性质都有相似之处,所以高斋学士与《文选》的编纂一直混淆,宋陈棋《文选楼记》就说:“昭明尝聚才士刘孝威、庾肩吾辈几十人著《文选》,号‘高斋学士’。”清代赵兆麟《昭明台记》承袭其错误,也这样认定:“梁昭明统,学问太子也。集名士刘庾辈十人订《文选》一书,立斋于台,曰‘高斋’。”这也是清代重建时,不称楼而称“台”的原因,因为,以“高斋”字面看,斋而高,应在台上。
记者:昭明台被王万芳列为襄阳十大景观第一,您怎么看?
方莉:“唐道南东横地出,汉江西北接天流,城郭画中收。”作者站在昭明台上,襄阳依山带水,城池映照,风景如画,尽收眼底。民国时的昭明台,主门楣上悬挂着“文章六代,烟月四时”的楹联,即为王万芳所撰,很好地诠释了昭明台的文化内涵。从清末民初的昭明会也可以看出,襄阳文人对昭明太子是十分崇敬的。对昭明太子的尊崇,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文学情结。所以,昭明台被王万芳列为襄阳十大景观第一并不奇怪。如今,昭明台仍矗立于古城中央,依然在昭示着襄阳与昭明太子的千年之缘。
(全媒体记者王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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