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博文
古代地方志往往插有地图，本文选取万历《襄阳府志》中较为详细的《襄阳府图》来做一些简要的解读，了解明代地方志中地图背后隐藏的思想观念。
万历《襄阳府志》是现存的三种襄阳府志之一，由万历年间吴道迩编修。此书插入多张襄阳府及下辖县的地图，笔者在此选取其中较为详细的《襄阳府图》来做一些简要的解读。
这张图标出的地名大致有官署、祠宇、寺庙、驿站、山川等。地图正下方标有“正北”，表明此图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上北下南作图法，而是上南下北的布局。
绘图者在樊城的左上方（实际是樊城的东南）勾勒出一些帆船的轮廓，大致反映汉水北岸、樊城一带水运发达、商贸繁盛。明代文学家顾璘就曾在此吟诗道：“西上襄阳百里程，揺船买酒醉樊城。”但是，本应是“衢巷商贾，列肆绝汉”的樊城，除了城墙与城门外，城内竟没有任何标注，可见在绘图人心中，樊城城内似乎没什么值得关注。
翻阅《襄阳府志》我们得知，当时樊城城内没有任何官署，或许正是城内缺少标注的原因。既然樊城城内是空白，那就看看樊城城外和襄阳城内外。
樊城城外有三个地名，可以辨认出其中两个——接官厅和北泰山庙巡检司。接官厅是负责接待来往官员的场所，占地面积往往是一两百平方米；北泰山庙巡检司则是设于靠近鄂豫边界的一处缉防机构，本在樊城北70余里处，绘图者却并不在乎它与樊城间的实际距离，硬生生地画在地图下方。
以上，我们可揣测，在绘图人眼中，更看重权力与秩序。
把目光投向汉水南岸的襄阳城。城墙用于防御，它本身就是地方权力和秩序的象征；城墙内是城市居民的主要生活空间，明代的城市中“坊”与“市”（坊指住宅区，市指市场）间的界限早已被打破，本应是街市繁荣的景象，但和樊城一样，地图上对屋舍或市街没有任何标注。
我们只能在襄阳城中看到六处孤立的地名，无一例外，能够辨清的五个地名都与官府有关：襄阳府、襄阳县、襄阳卫、镇南楼（即昭明台）、襄府（即襄王府）。再看城外，有六处地名，教军场为军队服务；汉江驿为官府间往来服务；铁佛寺是寺庙；三贤祠、禹王庙是祭祀先贤的场所，社稷坛则是祭祀土神（社）、谷神（稷）的场所。古人认为“社稷主此土，而先圣主此道”，三贤祠和社稷坛是最受官方重视的地方祭祀场所，每年的定期祭祀是地方礼制的重要部分。
由此看来，这张方志中的地图，最醒目的都是与官府相关的标注，而与民众生活相关的屋舍、街道却难觅踪迹。
对于一个合格的地方志地图绘制者而言，一张方志地图里最重要的便是能彰显地方权力与秩序，大到王府、府衙，小到接官厅、巡检司。
仅从这幅图来看，俯瞰万历年间的襄阳，目之所及，官署、公权力无处不在，却没有熙熙攘攘的十字街和繁忙的樊城码头，这也就是葛兆光（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先生所说的明代方志地图的“目中无人”和“大公无私”了吧。
（作者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系2013级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