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香 方莉文/摄
《管家巷曾经的好管家》一文回顾了优秀的人民教师张明贤的往事，事实上，张家这种热心公益、教育的家风是有传统的。在采访中，张明贤的孙子刘东以及管家巷的一些老居民向我们讲述，张明贤的父亲曾任过鹿门书院的院长（又称斋长）。
鹿门书院是一所什么样的书院，为什么让张家后人如此自豪，让老居民铭记至今呢？
鹿门书院是清代以至民国襄阳最负盛名的书院，原址在襄阳城大北门内。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守道鲁之裕以旧校士馆改建，初名荆南书院。乾隆四年（1739年）改名为鹿门书院。此后，几经修缮后的书院分东壁、西园两院，共斋房33间，上下厨房17间。西面有奎星阁，竖孔子像，东面有闻喜亭，前面有寿岂堂，后面有景行堂。光绪九年（1883年），守道黄彭年捐赠图书l万多卷，放置在景行堂的左边，并规定看书条规，设斋长二人司其事。书院有石勒孔子像，系乾隆年间守道陈大文临摹吴道子画作，今存襄王府院内。
鹿门书院作为道书院，招纳襄阳、郧阳、安陆三府的生员，延请名师授课，襄阳出身的四朝元老、文渊阁大学士单懋谦在丁忧居乡时，就曾在书院讲学。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襄阳县志》的总纂之一李士彬就聘主讲，盛名之下，从游者日众，次年乡试，“襄郡登贤书者五人，皆‘鹿门’肄业生”。被康有为誉为“集碑学之大成者”、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张裕钊，也曾入住鹿门书院，值得一提的是，在张氏襄阳开坛之时，他的忠实追随者、日本留学生宫岛大八亦趋至襄阳，同安襄郧三府学子一同游艺门下，其后归日本，创“善邻书院”，传播张氏之学。
鹿门书院经费较为充裕，对入学诸生给付膏火之费，院长待遇颇为优渥，每岁束修银240两，薪水银120两，聘银8两，程仪银8两，贽敬银4两，三节节敬银各4两，此外还有学课、官课等银两。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全国革新呼声高涨的形势下，书院纷纷转办学堂，鹿门书院也改名为襄阳府中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设简易师范，后改预备中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仍改办中学堂。其后屡易其名，今为全国百强名校襄阳五中，依旧延续着鹿门书院的辉煌和荣光。
而张家后人所提到的鹿门书院张姓斋长，已经不能详称其名，经查阅相关史料推测，应为襄阳近代大名鼎鼎的士绅、学者张玉衡。
张玉衡，字星五，号扁麓山农。清末，以廪生先后作襄阳鹿门书院斋长、安襄郧荆道中学堂文案及襄阳艺徒学堂教员。后来，由湖北巡抚端方派赴日本考察学务。辛亥武昌起义前后，在襄阳办民团文牍。难能可贵的是，他广泛参与地方事务，常年写日记不辍，辑有《十年见闻录》等，记下了大量襄阳近代社会、经济、军事变迁的过程和细节，尤其是完整地记录了辛亥革命襄阳光复的过程，为研究襄阳近代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除开帐授徒外，张玉衡还悬壶济世，是当时的名医。
与书院同时并存的教育机构，还有义学。义学规模一般比书院较为简省，用意在于收纳孤寒生童，也补书院教育之不足。清代襄阳的义学开办于嘉庆六年（1801年），称东堂义学和西堂义学，咸丰三年（1853年）又设南堂义学和北堂义学，这北堂义学就设在东巷子（今也与管家巷并称管家巷）内。
1898年，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的建议，发布上谕：“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一般来说，州府级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县一级的书院改为小学堂，鹿门书院为道一级主办的书院，当然改为中学堂，仍旧是地方上的最高学府。
但仅有中学堂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到民国时，各类近代化的初等教育陆续兴办，到后来，延伸入社会末梢的保学出现。
说到上学读书，八十高龄的管家巷老居民郭国全立即冲口而出：“小小猫，跳跳跳，小猫跳，小狗叫，小兔哈哈笑！”原来，这是民国时小学的第一篇课文，而郭国全正是在位于管家巷附近的新街东端的保学上了第一课，教他的，正是张明贤老师。
除了官办的学校，人们记忆深刻的还有“李子春私学”，据老居民李光华回忆，私学最初办在东巷子靠西口的位置，当时他周围的几乎所有学童都在这里读过书，“一般都是放假的时候去补习”，算是一所民办的教育机构，相当于现在的补习班。“老师就叫李子春，书教得好，当时很多外地的学生也来这里补习，名气很大。”同样在私学补习过的张德超进一步回忆，李子春私学补习的都是小学课程，当时，能从小学读毕业对普通人家来说已经很难得。私学新中国成立后仍旧存在，断断续续办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才停。
小小一条管家巷，是襄阳近代教育的缩影，也透视着中国教育近现代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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