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植
在襄阳城西南三里余的真武山一带，曾有楚国的一处军事要塞——有相当规模基础设施和舟楫粮秣之备的大型军事渡口北津戍。这，就是襄阳城的前身。
北津戍示意图 李富平绘
北津戍何时建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4《城邑》“襄阳”条称：
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平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
盛弘之《荆州记》“襄阳”条谓：
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其东津经江夏，出平泽关，是通陈、蔡、齐、鲁之道。
荆楚史学名家盛弘之、习凿齿都谓楚只有东、北二津，考证楚最迟于春秋初期已居于江、汉、沮、漳之地，不晚于文王之世已定都郢，境内江河纵横，津渡一定众多，不会只有东、北二津。武王三次东渡汉水伐随，就没有经过上述二津，故此二津显然是有所专指。笔者认为这里的津应专指主要用于军事目的、建有城堡的大型军事渡口。
襄阳的各种古今志书都认为北津戍设于战国晚期，是楚在秦、韩、魏先后占领过襄阳樊城北的邓县以后为防御韩、魏、秦的进一步南侵设立的。此是志书对《史记·楚世家》怀王十七年记载的韩、魏南袭楚至于邓及《史记·秦本纪》所载“（昭王）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邓”的误读。
此二处的邓均非襄阳汉水北春秋初期以前的古邓国及此后楚邓县之邓，前者是指河南郾城东南之古邓城，《春秋》桓公二年蔡、郑所会之邓邑，亦即《左传》成公九年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的邓。后者所攻并非楚国而是魏国，所取轵及邓皆为魏地，其事并见载于《魏世家》。当时方城内外的郾、召陵、宛、叶等仍是楚国境土并在楚的牢固控制之下。力量远弱于楚的韩国不可能越过楚北边的重重关隘，深入到襄阳汉江北岸的邓。
因此，襄阳史志认为战国晚期楚始设北津戍是为了防御韩、魏、秦进一步南侵的结论无疑是错误的。
事实上，北津戍的设置应比战国晚期早得多。楚定居江、汉、沮、漳以后，迅速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开疆辟土活动。
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三次伐随，文王时始大，“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终文王一世，灭国三十。
随后，楚国的军事扩张主要是从一主两翼向北用兵，几乎无岁不征。
一主者，北攻中原，先后灭邓、申、吕，服郑、陈、蔡，进入中原；东北翼灭江、黄、道、柏、弦、息、徐、舒蓼，败宋、鲁，牢固控制了淮河流域；西北翼灭庸、濮、都、阴，伐陆浑，境逼秦晋。其中的灭阴、鄀，伐陆浑，入淮泗，也应是从北津渡汉水进军的。楚子元伐郑时已能一次出动兵车六百乘，与晋国先后发生城濮（前632年）、邲（前597年）、湛阪（前557年）三次争霸大战，仅庄王就两次伐陈，八次伐郑，三围强宋，观兵周郊，问鼎轻重大小，所使用的兵力除方城外的申、息诸县之师外，主力是以车战为主的精锐王师。
战国时，楚已是“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的第一泱泱大国。在春秋战国的数百年间，浩荡的楚国大军及其车马辎重经常频繁迅捷地出入北津，北津必定被建成一处有相当规模的基础设施和舟楫粮秣之备的军事要塞，逐步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并有戍卒守卫的津渡性城邑——北津戍。其建成年代当不晚于春秋前期，其始建年代或当更早。
北津戍在哪里
襄阳位居南北交通要道，号称“七省通衢”。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唐白河改道，在樊城东侧的清河口入汉，故渡汉沔必须于唐白河入汉口上端一定距离的南北两岸对置渡口，才能避开唐白河汇入汉江洪流的冲击，舟楫才能顺利往来。
在樊城清河口上游3公里、襄阳城西约1公里处的汉江南岸，具备建立大型军事渡口的优良天然条件。南为绵延的群山，真武山、琵琶山向北突出，城西十里的万山蜿蜒向北突出数里，将汉江顶出，遂使万山东、岘山北的汉江南岸形成一东西长约20里、南北宽近10里的冲积平地，现襄阳城即位于这片滩地的北部中央，其西与真武山、琵琶山和万山之间的滩地历史上为湖地相间的地理景观，南为汇集西南诸山来水的鸭湖，鸭湖北万山东为檀溪湖。
结合当代大比例尺地图，可知当年的檀溪水、襄水共源于今襄城区尹集乡凤凰村泰山庙，历史上的檀溪水、襄水上游北流至麒麟店营盘村一带，汇聚西南诸山九冲十八洼之水后形成一天然“河间洼地湖”——鸭湖（今仍有部分残存）。湖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东北面原有台地、残丘与北面的檀溪湖并与汉江分开，在湖东和东北二面有两个泄水口溢出两条河流。一条流经襄阳城南东出，然后绕行岘首山东麓于山南汇入汉水，行程近十公里，称之为襄水，襄阳城就在该水之阳并以此得名；另一个北向流出时称北渠，流经汉阴台西侧后与檀溪湖联通，遂改称檀溪水。
北魏郦道元时檀溪水河床已略高于襄水河床，是一个季节性河流，否则就不会同时还有一条流经襄阳城南、沿城南诸山北麓绕道近十公里转至岘首山南后才入汉的襄水，只会有通过檀溪湖直流汉江的檀溪水。
襄阳的古今志书都记载檀溪水入汉处的斜对岸、樊城的西南端有一突出的矶头，称铁窗口，与之南北相对，如此构成一对天然的优良渡口。鸭湖、檀溪湖通过檀溪水与汉水相通，面阔数里的湖面可以安全地停泊大量的舟舰，湖旁的高地可以建立城邑（堡、戍），湖南岸的真武山与琵琶山北漫长的山麓可以建立若干大码头，需要时在码头登载舰船驶出湖面，通过前述鸭湖东的北渠，檀溪水出入汉江十分方便。
汉至三国时檀溪仍是汉江上的主要津渡。《世说》称：
刘备之初奔刘表，屯于樊城，表左右欲因会取备，备觉如厕，便出所乘马的卢走堕襄阳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谓的颅曰：“今日厄，何不努力！”的颅达备意，踊三丈，得过。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谢之，曰：“何去之速乎？”
刘备为逃脱刘表左右的暗算，偷偷乘上的卢马直奔檀溪，从檀溪汉江渡口乘船逃回驻地樊城，船刚行至江心追兵即已赶到了渡口边，双方的目标都是直奔檀溪江边渡口，足以证明两汉三国时北津仍继续作津渡使用。
南朝时檀溪仍是襄阳进出汉江的大型船泊基地和码头，梁武帝萧衍任雍州刺史时曾于檀溪秘密进行夺取萧齐的战争准备。《梁书》卷1《武帝上》载：
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收集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
1988年在襄阳城西3里的真武山北麓半里许的台地上，发现西周中后期至战国晚期的大型古遗址，文化层下的地面无疑是当时湖边高地的地表，证明西周中后期鸭湖旁的高地较今低2米左右。西周时期的遗存为典型的中原周文化特征，至春秋初期以后转为楚文化特征。当时的人们没有住在更为安全的琵琶山西、鸭湖南岸的山边缓坡上，而是居住于鸭湖东边的土台地上，必与当年的北津戍有密切关系。
汉以前，襄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汉水北岸20余里的邓城，春秋初期以前为邓国都城，此后为楚邓县地。城西南越岘山不远为罗、卢二国，其中罗位于宜城西山，卢位于罗北，处于今襄城区西南与南漳县东北部一带，为蛮夷性质的土著国家。从真武山出土的西周时遗物具典型中原特征看，真武山遗址属邓文化遗址概率极高，春秋早期以后转为楚文化，其地始作码头的时间当早于春秋早期。
汉江北岸的樊城受地理环境的限制无法建立牢固的永久性码头和泊船之地。历史上襄阳上游的汉江河泓较现在更加靠南，上游来水抵万山以后折而向北直冲汉江北岸的冲积平地，北岸地势较南岸低，无法抵御汉江洪水的邓国都城不得不远离汉江4公里。大量的文物考古勘探资料也未在汉江北岸樊城一带发现早于两汉的遗址和墓地。
明清以后，汉江襄阳段上游河泓不断北移，位于樊城上游数里的长丰洲上下十余里的范围内，原本距汉江北岸理应有相当距离的唐代张柬之的家族墓地于清道光壬寅年（1842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十年间“崩入”汉江就是明证。加之汉江北岸襄阳段为冲积平地，沿江了无丘阜，也没有可停泊舰船的湖泊、港湾，故楚国将军事聚散之地的北方渡口设于南岸的真武山与琵琶山北麓，充分反映了楚人的睿智。
北津戍的废弃
历史上每到洪水季节，汉江水会顺着檀溪水道倒灌檀溪湖，其顶托范围或可抵达鸭湖山边，大水会从城南现襄水河道向东南漫流，大地一片汪洋，襄阳城往往成为防洪土堤中的一座孤岛，并屡屡溃城过水。汉江洪水带来的大量泥沙与襄水携来的少量泥沙不断在檀溪湖、鸭湖一带淤积，使城西的地势不断抬高，致檀溪水河床节节抬升，至北魏郦道元时已成为一条季节性河流，唐时檀溪湖、檀溪水均已干涸。
战国晚期襄阳地区被秦攻占。“（楚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赧王）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秦占领襄阳后，其旋即失去军事价值，或即为秦军所毁。
史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对所灭六国实行了“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的巩固统一措施，北津戍正属于秦政权捣毁的对象，其作为楚国的大型军事渡口当废弃于此时，其兴废时间与前述真武山遗址的兴废时间完全吻合。
作楚大型军事渡口使用的北津戍废弃以后，名亦渐渐消亡，城西诸山之水开始从襄水流入汉水，位于襄水之阴的北津故城遂成为汉襄阳县城，改之为襄阳，前述《水经注》已载明汉襄阳县城就是楚之北津戍。东晋庾翼称：
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
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4《城邑》“襄阳”条称：
襄阳城，本楚之下邑，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为楚国之北津也。
襄阳为县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为南郡辖县之一，王莽一度改称相阳，设县当不晚于西汉，是南郡所辖的一个边远小县，与上述记载正相吻合。
2021年4月16日《襄阳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