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铭文城砖：承载珍贵的文化信息

李治和

　　十几年前，我从襄阳城一带有残砖碎瓦的杂土中，找到了一些铭文城砖，其中有的是从襄城区檀溪和庞公农民的厕所墙头寻觅到的，有的是从城内靠城墙边的菜园子围埂上找到的。我总共搬回27块城墙铭文砖。这些襄阳铭文城砖，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信息，是不可复制的珍贵文物。现在，襄阳五中给我安排了一个位置，收藏和展示这些襄阳铭文城砖，以培养学生热爱襄阳城历史的情趣。

　　临汉门的“岳”字砖

　　上世纪末，我从市文化专家、市农校教师刘鸣冈老先生的著作《襄樊历代名人》一书中读到：“岳飞在襄阳遗迹有：襄阳城墙上的‘岳’字砖；襄阳五中门前的通货场（按：以前叫柴场子）；为纪念岳飞而建立的‘精忠堂’；襄樊平坦地区的‘营田’等。”

　　后来，我经常来到襄阳城墙边，想找到“岳”字砖。我在临汉门（小北门）城门到荆州古治街的这段城墙上，看到了30多块卧砌着的“岳”字砖。因为这“岳”字砖，我把这一段城墙称为宋城墙，我把荆州古治城门称为宋朝襄阳城的大北门。

　　宋朝之前，除都城之外的城，一般是不用砖筑城墙的。南宋时，一百多年的时间，襄阳地处抵抗元军南下的军事要地，用砖修城，构筑前沿城防阵地是必要的。后来，南宋有多次修葺襄阳城的记录。所以，在城砖上出现“岳”字砖，是不足为奇的。

　　临汉门城门洞内有一块伸手可以触摸到的“岳”字砖，我每次带学生经过时，就要求学生伸手摸一摸这“岳”字。我说，这一摸，可以摸到800多年前的文物！这一摸，可以增加对岳飞的敬仰之情！

　　关于“岳”字砖，我认为：一、当时处于战争时期，作为岳飞北伐时司令部的襄阳城，史载不清，情有可原。二、现从临汉门到荆州古治的这段城墙上仍然砌着30多块“岳”字砖，而且在襄阳城7千多米的城墙上，只是在这一段有“岳”字砖，其他地方没有“岳”字砖。况且，这荆州古治已被大量的学者认为是宋城的大北门。三、“岳”字砖的铭文，字体平稳方正，线条较细。这“岳”字字体完全有别于明朝城砖的铭文字体。感谢襄阳城，给我们留下如此多的宝贝，引起了我们如此多的遐想。我们观赏这些铭文城砖，就是接受文化的滋养。

　　明代城砖的征信标识

　　元末，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加快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步伐。明朝初年，大将邓愈在襄阳修筑新城湾这段城墙，就是贯彻朱升策略的措施之一。从我收集的襄阳城墙砖看，最长、最厚、最宽的城墙砖，就是明城墙砖。那是因为从宋元长期战争以来，火器逐步加强和冷兵器逐步改进，城墙不高不行，城砖不大不结实不行。

　　关于明代城墙的用砖，我看到学者杨国庆的作品《南京明代城墙》有以下论述：“城墙砖，在明初称之为‘官砖’，意思是由官方督造，统一规格、尺寸、收购、运输、调配、使用……这些城砖，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规格基本一致(长 40-44厘 米 ，宽20-22厘米，厚11-13厘米)，城砖体积、重量超过了以往城墙所用的城砖，城砖烧造的质量也较高，甚至还有部分用高岭土烧造的所谓‘瓷砖’。”我收集的四块明代城砖尺寸，恰如上述文字所说，正合这个尺寸，其中一块长44厘米，宽20厘米，厚12厘米。

　　明初襄阳城的修建中，留下了两种模印的铭文砖，一种是有41个字的“洪武十六年”的铭文砖两块，分别保存在临汉门内的东西城墙上。其砖文如下：“襄阳府谷城县提调官县丞宋忠修，司吏许英，的当人何仁佑，作匠易应才，人户杜三保，洪武十六年 月 日”。砖上这种铭文应该称为有信用标识的铭文砖。

　　另一种是我收集的四块砖，每块铭文砖上有40多个字，写明了如下内容：一、做城砖人所在府县。二、提调即临事任命的总管人。三、铺长——即相当于现今班长的人，因为过去士兵或民工晚上都睡在木板拼成的长铺上，领头士兵称铺长。四、典吏，即具体管事人。五、社区里的大头目总甲。六、甲中的小头目小甲。七、匠人。八、代表人户。其中一块的砖文为“襄阳府襄阳县，提调铺长王宗仁，典吏郑监，当人韩敬蒋文胜，总甲吴思聪，小甲李義，窑匠王敬德，人户杨大等”。为了一块砖，信用标识多么认真，这也说明明朝的基础社会组织是多么严密。

　　此外，这些城墙铭文砖的质量非常好，已经600多年了，明城砖还不风化、不硝化、不裂化。襄阳的明朝的城砖有千万块，因砖模有征信而保证了城砖质量，这是有目共睹的。这充分说明了明朝城砖征信认真。今天，能看到这青灰色的明城砖，我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明代铭文城砖，是朱元璋“高筑墙”政策的体现，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重要表现。

　　清末的铭文城砖

　　据查，清代襄阳城共修葺九次，我收集的清代铭文砖有道光六年（1826年）砖，这是在白莲教王聪儿起义失败后的社会危机在襄阳城砖上的反映。还有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四年（1854年）、光绪二年（1876年）、光绪十八年（1892年）等清末砖，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和失败在城砖上反映。

　　另外，我收藏有几块“民国”初期的城墙铭文砖，砖上有官职和姓氏等铭文。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块“民国”初期铭文砖都不是在城墙上发现的，而是杂草堆里捡到的。并且，这些砖上，都没有城墙砖特有的石灰，没有在城墙上使用过的痕迹。

　　此外，我收集到了南阳新野的铭文城砖。

　　这是我在襄阳城内拾到的一块奇特的砖，第一，砖上有“新野”铭文。第二，这还是一块大楔形砖，一边薄、一边厚，可能是用于构筑城门拱券用的。问题是：三国魏时新野曾短时为荆州治所，但不属襄阳县管辖。

　　新野县的城砖怎么到襄阳来了？新野何时被襄阳管辖而贡献了城砖？我查不出来依据。我推测：往时车和船行驶中，为了行驶平衡，船要压舱石，车要压车石，新野的城砖或许因此被带到襄阳。不管怎样揣测，此砖来到襄阳，就是“南船北马”的一个精确物证。

20191220《襄阳晚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