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莉
位于襄阳古城中心的昭明台旁，有一条古老、来历不凡的小巷——铜鞮巷。铜鞮本是山西沁县古名，但在南北朝特别是唐代以后，“铜鞮”一度成为襄阳的象征
铜鞮巷的得名与一段金戈铁马的历史有关，这要从一首儿歌说起。一千两百多年前，李白走在盛唐的襄阳街头，因这首儿歌留下诗句：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
一首儿歌造舆论
公元449年，雍州辖襄阳、南阳、顺阳、新野、随五郡，治所在襄阳。齐梁时雍州地位举足轻重，往往以宗室、权臣、王子出镇。公元498年，文武兼备、志向远大的萧衍担任雍州刺史，镇襄阳。这一年，齐明帝萧鸾去世，太子萧宝卷继位。
萧宝卷登基后荒淫且懒于朝政，任用奸侫，不断激起兵变。他还大肆诛杀辅国之臣，这其中，包括萧衍的哥哥萧懿。
鉴于此，萧衍把襄阳作为根据地，用心经营。他积极进行军事准备，秘密制造各种器械，大量砍伐竹木，沉于檀溪，以便以后修造舰船；又秘密招揽襄阳健儿，组成听命于自己的军队。同时，他派人四处散布流言，说襄阳是王气所在，萧衍住所上空有五色回转，状如蟠龙，为其起兵提供祥瑞。
此后，一首儿歌传遍襄阳大街小巷：“襄阳白铜鞮，反缚扬州儿……”
这首儿歌说的是，一支大军将从襄阳起兵南下，齐朝权贵将成俘虏。所谓白铜鞮即白铜蹄，隋书《乐志》上记载：“白铜蹄谓马也。白，金色也。”扬州儿则代指齐朝权贵。
而这首儿歌正是萧衍散布的，用以在群众中制造舆论。
“铜鞮”一度成为襄阳的象征
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东晋建立。襄阳作为南渡的重要通道，成为一些北方士族高门的安置地。为了便于管理，东晋朝廷以襄阳为中心，先后侨置了司州、雍州、秦州、梁州、河南郡、上洛郡、广平郡、京兆郡、冯翊郡、扶风郡、始平郡、建昌郡、昌国郡、南天水郡、义成郡、义阳郡等北方州郡。
宋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又改雍州为实土州，划出襄阳、南阳、新野等五郡为侨置雍州的实土，治所在襄阳。
在此乱世，襄阳战略地位重要，襄阳健儿更是以神勇善战著称。襄阳健儿的威名可从史实中验证——萧宝卷曾派重要将领萧颖胄驻守荆州以防备萧衍，部下劝导萧颖胄说：“江陵素畏襄阳人。”萧颖胄最终率荆州之军向萧衍投降。
永元三年（501年）一月，萧衍自任征东将军，发檄文于京师，指斥萧宝卷悖德乱政，声称替天行罚，废昏立明，率雍、荆、梁等数州之兵顺江而下，一路进军。当年十二月，都城建康被攻破，萧宝卷死于宫中兵变。
以襄阳健儿为主力的萧衍军队，果然力克扬州兵，正是“反缚扬州儿”，应了儿歌。
因为有了襄阳健儿，梁武帝得以夺取大位。公元502年，梁朝建立后，踌躇满志的梁武帝更造新声，又令沈约谱曲，为襄阳健儿写下了《襄阳蹋铜蹄歌》（又名《襄阳白铜鞮》）三首。
这种用童谣、歌谣来造舆论的形式在历史上经常被使用，是“谶纬”的形式之一。著名的有陈胜吴广起义中的“大楚兴，陈胜王”；汉末，也有歌谣唱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来预言董卓的死亡。
随着《襄阳白铜鞮》在全国唱响，铜鞮二字在一段时间内成了襄阳的象征。
神勇善战的襄阳健儿
萧衍能够在雍、荆、梁数州形成席卷之势，使得周围将领纷纷归附，襄阳健儿的威名起到了很大作用。
襄阳健儿，不但助梁武帝夺取政权，身登大位，对这位以文采著称的皇帝来说，他们的热血神勇更给他以震撼和共鸣。
而以铜鞮命名襄阳街巷，则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时期的铜鞮坊，就是专门铸造、交易武器的地方。
襄阳健儿的尚武精神在宋代达到了顶峰，如南宋文学家刘过在《襄阳歌》中这样描述襄阳：“……铜鞮坊里弓作市，八邑田熟麦当粮。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土风沉浑士奇杰，呜呜酒后歌声发。歌曰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买剑倾家赀，市马托生死。科举非不好，行都兮万里。人言边人尽粗材，卧龙高卧不肯来。杜甫诗成米芾写，二三子亦英雄哉。”
在整个宋代，襄阳抗金、抗元，几乎一直在对抗着侵略者的铁蹄。襄阳健儿保家卫国，奋勇杀敌，以长达六年抗元的襄阳保卫战赢得了世人的称赞。襄阳的尚武精神中浸染着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因此，铜鞮这一名称一直沿用下来，清代时又称铜鞮街，街通昭明台，可从侧门上昭明台。
可见，今天在鼓楼东侧的铜鞮巷，与过去相比，大致位置并没有改变。铜鞮这一名称的传承，似乎也在时刻提醒着襄阳人，不要丢了先辈热血勇武、锐意进取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