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襄阳羊杜祠遗址残碑考略

　　方莉 马东盈

　　襄阳对羊祜的祭祀由来已久。《晋书·羊祜传》载，羊祜卒后，襄阳百姓于祜生平憩游之所建碑立庙，此庙即为羊公祠，或称羊侯祠、羊太傅祠、羊钜平祠等。清雍正末年，守道鲁之裕在羊公祠增祀杜预，遂称“羊杜二公祠”，简称羊杜祠，位于襄阳城南2.5公里处的岘首山麓。《湖北襄樊市地名志》记：“祠内有堕泪碑石刻，另有唐宋经幢各一通。1969年修焦枝铁路，路基线通过该祠，将其拆除。”羊杜祠1969年修焦枝铁路时拆除，仅留遗址，祠内原有石刻不知散佚何处。2012年7月，新浪博主守进发表博文《寻找羊杜祠遗迹》，记述了是年2月偶然在羊杜祠发现了几块残碑的情况。

　　博文内贴出石刻照片若干幅。之后，我们又从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杨一先生处获得清晰石刻照片及一幅拓片照片。围绕上述材料，结合襄阳府、县志的记载，经过认真参详，得到一些初步的认识：三块残损碑刻字体一致，均为楷书，应是同一碑刻的组成部分，可辨者110字，均能从清乾隆年间分守安襄郧道陈大文《重修羊杜二公祠碑记》中筛出；另一较完整石碑可大致辨别为两首七律，行书，行字不等，分别署名梦湖陈廷桂、苹村杨正邦。由于博文描述碑刻发现地点在岘首山麓，为清代羊杜祠所在地，因此我们判断，上述二人所发现的石刻残碑乃是毁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羊杜祠所遗。

　　一、羊杜二公祠在清代的修建情况

　　羊公祠自西晋始建以来，历代屡毁屡修，由于残碑均来自清代，故此专以清代修缮情况为要。清同治《襄阳县志》记载如下：“国朝雍正间……改题曰‘羊杜祠，祭期祭典均同禹王庙。乾隆辛丑，守道陈大文重修。继修者，知县刘廷模，知府周凯、知府方大湜。’”可知清代对羊公祠的修缮自雍正年间始，到清末，约有五次。

　　鲁之裕首修羊公祠，他于雍正十一年任襄郧道，因此时间应在雍正末。这次修缮，是羊公祠历史上一次较大的改变，鲁之裕因为同在襄阳镇守的杜预在平吴大业上的功劳仅次于羊祜，所以给祠堂增设了杜预的木主，一是改单纯祭祀羊祜而增祭二人，二是因此而改祠名为羊杜祠，三是鲁之裕听取“形家”之言，将祠宇由明代的岘首山南麓（今址）搬移至山东麓。对此，乾隆年间知府陈锷有所不满，在其主持修纂的《襄阳府志》中斥道：“殆非建祠之本意欤！”

　　清代第二次对羊杜祠的修缮即为陈大文所主持，陈大文乾隆四十四年以分守安襄郧道任襄阳，四十六年（壬寅）修羊杜祠，有记（详后）。

　　第三次修建的主持人为县令刘廷模，昆明人，拔贡，《县志》没有注明其任职的具体年份，只言“嘉庆二十年前任”，刘廷模位于一众嘉庆知县的倒数第二位，因此，这次的修缮应在嘉庆中后期。后于此任襄阳的知府周凯在《重建羊杜二公祠记》中称：“嘉庆二十年，襄阳令刘廷模复徙于山之南麓。”则祠之修复并复还明代时的原址在嘉庆二十年，这个祠址也延续至今天。但考察另一块诗碑，落款“甲戌五月重建□□二公祠”，考甲戌年为嘉庆十九年（详后），似是重建于嘉庆十九年，或是周凯误记。姑存疑。

　　道光三年，周凯任襄阳知府，距离上次修祠年月无多，因此“墙垣栋宇尚称完好”，但其后一年夏天，“霖雨过多，祠之栋宇墙垣偶有倾圮”，因此，周凯出自己养廉银，命住持道人宋礼茀进行了一次小的修补，并在宋的坚持下作记刻碑。周凯记文叙其事在修习家池后，据《习池四贤祠记》碑，习家池的修缮在道光六年秋，则周凯对羊杜祠的修缮就在道光七年及以后。

　　羊杜二公祠的最后一次修缮，在同治三年，由知府方大湜主持，是否作有记文，府、县志无载，但此次，方大湜为羊杜祠题写了匾额，为石质，当悬于羊杜二公祠门额。石匾今被收入米公祠碑廊，上有刻石时间：“同治三年岁次甲子孟冬谷旦。”方大湜所修羊杜二公祠，一直传承至新中国成立后拆除。

　　二、陈大文及其《重修羊杜二公祠碑记》碑

　　1.陈大文其人

　　由于清乾隆、嘉庆间存在多个陈大文同名官员，所以历史对其人认识颇有纠结之处。同名官员至少有三位之多，俱能诗文。其一为汉军正蓝旗陈大文，字彰黻，一字乐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举人，曾任四川大足县令，有《听瓠轩诗集》。其一为杞县陈大文，原籍浙江会稽。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清史稿》有传。杞县陈大文官职、名气较大，生平、行迹常混入同名者中。

　　而曾任分守安襄郧兵备道的陈大文，乃是苏州人氏。光绪《襄阳府志》记：“吴县人。监生。（乾隆）四十四年（任）。”常自称“吴门陈大文”。号研斋，人称“研斋观察”（见徐观海《研斋观察重构孟亭肖像刻石并诗》碑，存襄阳市博物馆），又作砚斋（见吴省钦《重建张文贞祠碑记》，碑存襄阳米公祠）。陈大文可考行状有：

　　约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后知合州，有重修当地忠义祠事，并撰写碑文。嘉庆三年（1798年）改名陈文，嘉庆朝《实录》记：“（三年）戊寅。命道员陈大文改名文。以与广东巡抚陈大文姓名俱同故也。”又据《实录》，六年，陈文以湖南岳常澧道升任广东按察使。七年，陈文卷入广东博罗县重犯越狱一案，革职。

　　吴门陈大文颇有文名，他为亡妾撰《绛云别志》，得纪昀为之作序，“一时名士大夫海内诸公素相善者见而加之题咏”。

　　2.残碑与陈大文羊杜祠记文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冬，陈大文以重庆守奉命观察安、襄、郧三郡，莅任之初，搜罗遗迹，考城南岘山有巨平侯祠，予以重修，并撰《重修羊杜二公祠碑记》。陈大文之碑，全文著录于清同治《襄阳县志》。记文石碑残石可辨字110字，皆能与陈大文记文对应，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这三块残石就是陈大文重修羊杜二公祠记文石碑。从杨一所拍残石图片可以看到，该记文碑为上好青石，质地清亮，颜色匀净；其书亦非俗笔，乃是法度谨严的小楷，笔画工稳，结构严整，布局疏朗有致，悦人眼目。将石刻书法与市博物馆所藏陈大文亲绘《孟浩然小像》上的题诗比对，二者书法如出一辙，显系同一人墨迹，该记文碑当亦由陈大文本人书丹。陈大文有浓厚的文化情结，正如陈大文本人说言，其来襄阳即“搜罗遗迹”，举凡襄阳名胜古迹，如张公祠、孟亭、鹿门山等，无不留下他经营的痕迹，对羊杜二公祠亦是如此。

　　三、陈廷桂、杨正邦等诗碣

　　陈廷桂诗，4行。可辨识者如下（“””表示折行）：□□□□□□成，两公遗像俨□□。”□□□□□□带，武库还款贮□□。□”□□□□堕泪，从来孺子亦知名。□”□□□□□□，却恐前贤笑后生。”梦湖陈廷桂”

　　陈廷桂，别名梦湖，清代和州（今安徽和县）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举人，六十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刑部主事、律例馆纂修、员外郎、云南及江西副考官、湖北安襄道按察使、陕西按察使、太仆寺少卿、奉天府丞兼提督学政等职。晚年回故里。著有《笋根杂录》、《历阳诗囿》、《历阳典录》、《滇程日记》、《豫章行记》、《沈阳于役记》、《江汉行程录》、《秦三绝录》、《年谱稿》等，重修《和州志》。《江汉行程录》是其任官安襄道按察使纪其行实之作。

　　又，清光绪《襄阳府志》载：“陈廷桂，历阳人。进士，（嘉庆）十五年（任）。”正与其生平合。

　　杨正邦诗，6行。可辨识者如下：

　　习池文章千古”□，□岘清标自皎然。沧海□来”□□处，大堤何异首阳巅。鹿门梦绕”□□旧，梁甫吟成孰让先。幸得名流相”□□，伫看亭榭修宫悬。甲戌五月重建”□□二公祠苹村杨正邦”

　　杨正邦生平待考。

　　两诗残损虽较大，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从陈廷桂诗句“两公遗像俨□□”和杨正邦诗句“伫看亭榭修宫悬”可以推测，此次所重建的羊杜祠，规格、规模都有了较大的提升。与鲁之裕仅以木主供奉不同，还有了羊、杜二人的画像或塑像供人瞻仰。杨正邦诗并落有年月，“甲戌五月重建□□二公祠”。陈廷桂嘉庆十五年任安襄按察使，那么此甲戌应为嘉庆十九年。各志均记载了嘉庆年间任襄阳县令的刘廷模曾修祠，当是。

　　四、石刻发现的价值

　　几块残损石刻，在我们看到博文后，再去追索，该户人家已经在岘山大拆迁中搬走，石刻亦不知所踪。惊鸿一瞥之后，或流散，或掩埋，再次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但它们的出现，依然是令人振奋的。

　　石刻的发现，印证了羊杜祠的历史存在。襄阳岘山因对羊祜的纪念传承——堕泪碑、羊公祠、岘山亭而传扬全国，近两千年而不衰，乾隆知府陈锷修《府志》时，尚见“今晋李与初（应为李兴）成侯碑文、宋欧阳修《岘山亭记》，并勒石于门内，祠内有石幢”；近至民国，过襄阳的游者，也有“岘山……下立羊杜二公祠，旁石碑三，其一书‘江山留胜迹’句”的记载。但自1966年拆毁后，祠毁名灭，文物星散，当代襄阳人已不复羊杜祠的记忆。这四块残刻，记载了清代两次修建，向人们昭示了确凿无疑的羊杜祠的存在，唤醒、重续了羊杜祠的历史。

　　石刻为文献作出了校正。石刻虽仅110字，但依然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为同治《襄阳县志》的相关录文作出了进一步的校正，纠正了录文的两处错误。金石的魅力也正在此。

　　石刻丰富了关于羊杜祠的记载。所发现的石刻中，陈大文记文已见著录，而陈廷桂、杨正邦诗为此仅见，这也是岘首山羊祜纪念遗物中首次出现的清代诗碑，虽然不能与宋代王洙石幢的辉煌相比，但是遥相呼应，续接了文人以诗作纪念羊祜的传统。

　　石刻为研究羊杜祠沿革提供了依据。志书对嘉庆间知县刘廷模修建羊杜祠的记载语焉不详，所以其具体年份难以查考，此据诗碑杨正邦所记可知，此次修建当为嘉庆十九年。

　　2014年底，羊祜故里新泰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羊祜信仰暨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我们在会上与全国的羊祜研究学者和羊氏后人交流，向他们介绍襄阳的羊祜遗迹。遗憾的是，当时残碑下落不明，令大家唏嘘不已。回到襄阳后，我们加大了对残碑的寻找力度。今年的农历正月十五，联系到原来收藏残碑的农户，据他说，他的房屋拆迁后残碑就留在原地，第三天被陌生人搬走，线索再次中断。我们又开始在襄阳藏家圈子里寻找残碑的信息，终于在襄阳年轻的收藏大家李建先生处找到了文中提到的诗碑的下落。

　　3月20日，马东盈先生特地来到襄阳，我们在《襄阳日报》、《襄阳晚报》相关栏目记者的协助下，特地邀约了发现残碑的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杨一，再次来到残碑发现现场——羊杜二公祠遗址，进行寻访。我们意外地从杨一处得知，文中三块记事残碑，已经被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视，并在拆迁后寻找到其中最大的一块。对此结局，我们惊喜万分，羊杜二公祠最后的遗珍，并没有完全湮灭，实在是羊祜之幸，岘山之幸，襄阳之幸！我们呼吁，继续加大搜索力度，搜索曾经在历史上影响广大的岘山文物如堕泪碑、宋代石幢、欧阳修《岘山亭记》等石刻及拓片，在未来羊公祠恢复建设时作为历史见证，呈现给世人，彰显襄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深远的人文影响。

　　注：作者之一马东盈为羊祜祖籍山东新泰学者、羊祜研究专家、新泰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