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子/撰文 李秀桦/供图
汉江在为襄阳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注定有不少麻烦。由于汉江中游是典型的游荡型河道，水灾频发。自秦汉起，襄阳城的官民便开始与洪水“抗争”……
秦汉至唐襄阳形成环城沙土堤
古代社会生产力低，建筑材料单一，“堤”大多是土筑，偶有石砌也仅是简单堆放。“小水可挡，大水难防”，所以历史上屡毁屡修，屡修屡毁。
史料记载，曹魏咸熙元年（264年）荆州刺史胡烈，曾因襄阳城外江堤决口而重新修筑，表明在此之前，汉江已有堤防。
南朝时，襄阳“田土肥美，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刘宋元嘉五年（428年），雍州刺史张邵“筑长围，修立堤堰，开田数千顷，郡人赖之富赡。”可见当时襄阳城的安全、富裕、耕地的增加与堤防工程有极大的关系。
一千三百多年前，张柬之任襄阳父母官时，一次连续数日的暴雨，使咆哮的汉江水顺着檀溪水道倒灌进檀溪湖、鸭湖。张柬之寝食难安，天一放晴，即沿北渠修建起一道长堤。
会昌元年（841年）七月，因官员对汉江堤防的维护未能长期执行，汉江水“溢堤入郭，陆走漂民，襄阳以渚”。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的牛僧孺被罢官。牛僧孺曾任两朝宰相，这件事作为他被罢官的原因之一，也说明襄阳堤防建设的重要性。
牛僧孺的继任卢钧吸取教训，“筑堤六千步，以障汉暴”。同时代的诗人卢肇在《汉堤诗》中写道：“旧防之不固几五十载……因故堤之址，广倍之，高再倍之，距襄之郊，缭半百里。”
唐朝的“六千步”约等于今天的20里，“半百里”有文人夸张的成分，但足以说明最迟在唐德宗贞元时期（785—805年），襄阳城已形成规模较大的环城堤。
唐大中十年（856年），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在前任的基础上，对环城大堤进行加固，进一步完善了襄阳城20余里的堤防。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次被史书浓墨重彩提到的环城堤，经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鲁西奇考证，都是沙土堤。
唐朝国力强盛，襄阳城作为较大城市，堤防建设追求“高大上”自在情理之中。孟浩然、李白等大家的诗歌也从不同侧面描绘了当时襄阳城东、东北面汉江堤的宏伟景致。
宋元开启石堤新纪元
唐末，襄阳城市建设因战乱受到严重影响，原“缭城半百里”的护城堤毁损严重，致使宋初襄阳城多次进水。鉴于此，河南清丰人赵延进在襄阳任上，率领民众“累石为岸”，开启了襄阳护城堤用石头垒筑的新纪元。
石堤的牢固程度远在沙土堤之上，在赵延进之后的150多年内，襄阳城未见洪水犯城的记载。
南宋年间，襄阳城屡受战火破坏，堤防失修。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襄阳城再遭洪水侵袭，城内水深“丈五尺”，知府荣嶷只好乘小木筏逃命。洪水退后，荣嶷重议修堤一事。一声号令，3000余民夫耗时“五旬有七日”，修复了长四十余里的“环城石堤”。
不到三十年，淳熙十年（1183年）汉江发大水，“漂民庐，盖藏为空”。守臣郭杲率众对大堤进行大规模修筑，一是修复护城堤“捍城”，范围与荣嶷所修等同；二是新筑救生土堤“卫城”，在襄阳城西南5里外。这也是“护城堤”“救生堤”首次出现在历史上。
元朝政府虽然得天下于马上，但也认为“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把兴修水利摆在重要位置。游显在襄阳“复堰铁拘壅湍水为渠，溉稻田千数百顷，人赖其利”；至顺元年（1330年），任襄阳路达鲁花赤的谙都刺也主持修筑了大堤。
总的来看，宋元时期翻开了用石头筑堤的崭新一页，且唐朝的环城长堤得到修复和巩固。屡屡出手，仍不能抵御洪水，说明襄阳城外洪水频繁发生，也似乎看到历代官员面对洪水疲于应付，未能“击中要害”。
明代重修老龙堤 “击中要害”
明朝各类史料中，共有大小近十次洪水袭城及修筑护城堤的记录，远超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
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洪水冲开了襄阳城门。襄王世子朱祁镛吓得赶紧上折子，四年后，政府才率众修筑。这次的重修“慢工出细活”，多有创举。如在木桩上固土防浪、种柳树固堤、种草护坡等。
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分巡副使聂贤对长门堤进行特别加固，形成双重堤防，人称“聂公堤”。还将大北门至杨泗庙间的江堤改建成石驳岸，并修建大北门、小北门两座青石台阶码头。
明隆庆元年（1567年），一场洪水，老龙堤决。官员率众修复唐中后期修筑的古大堤，此外，还在城东、西、南三门之外约二里处各筑子堤一道，并将各子堤连通，形成环绕襄阳城西、南、东三面的护城堤防，总长“二千九百一十六丈”，也是清代方志中记载的“救生土堤”“襄渠土堤”。
直到明万历三年（1575年），有水利专业能力、曾在全国多地治水的巡道杨一魁提出一个新的治水理念，“自万山麓起，讫长门，合筑长堤，仍砌以石”。
他在充分考察襄阳城外的地理环境后认为：襄阳城西南绵延群山中的条条小溪，常年经南渠、北渠汇入汉江。其中，北渠是注入汉江最近的通道。地质的演变虽然导致檀溪湖渐渐干涸，但北渠并未消失，还在继续承接山南诸水与汉江的汇合。
洪水来时，汉江水会倒灌进北渠进而向东南漫延，对城西、西南均造成极大压力，这或许是洪水屡屡破城的主要原因。所以，截断檀溪水与汉江的连接成为杨一魁治水的关键。
此工程从万历三年（1575年）开始，第二年结束。从乾隆《襄阳府志》记载的“仍名曰老龙堤……共长十里三分，自是檀溪始为堤隔，不复相通矣”来看，此之前不论是环城堤，还是新土堤，均为檀溪水汇入汉江留有通道，这也是中国传统治水“堵不如疏”的理念。
杨一魁推陈出新，将老龙堤与聂公堤相连，形成自万山始，至长门杨泗庙的完整石堤，一个崭新的老龙堤诞生了。它的迎水面每段砌条石平均高度8米，堤坝宽6米～10米，堤外侧筑有许多三角形石矶以分散水压。远远望去，就像一条巨龙伏卧，阻挡了曾经肆虐的江水，护卫着襄阳城。
截断檀溪水迄今已400余年，襄阳城基本没再遭受洪水灌城的灾难，这与汉江河道渐渐北靠有关，截断檀溪水或许更功不可没。
清至今老龙堤的延筑
新老龙堤诞生后，并不意味着堤防建设可以一劳永逸。实际上，洪水毁堤的事还有发生，也时刻危及着城池的安全。所以，历史上稍有责任心的地方官一上任，就会想到加固堤防。
清雍正年间，襄阳知府尹会一在《重修老龙堤记》中写到，汉江暴涨，凡“救王嘴、普陀庵、头工嘴、上湾、中工、龙窝、二工嘴等处，堤石尽付波臣”，可见洪水的凶猛。
尹会一之后，又有了“寡妇堤”的故事。在王万芳编纂的《襄阳府志》中记载，乾隆二年（1737年），枣阳寡妇某氏捐修老龙堤五十丈。中国古代历史向来对底层妇女吝于笔墨，但王万芳将五十丈老龙堤的名分给了这位不知名的枣阳寡妇，让后人感动。
清末，中央二品、三品官员刘保林和鞠成霈，受命主政“调暑襄樊监捕水利清军府”事务，率襄阳军民大兴土石，对老龙堤进行大规模维修。
1935年，汉江再闹特大洪灾，成为襄阳人民惨痛的记忆。连续三天的倾盆大雨，使汉江水位涨达73.71米，老龙堤淹坏二十余处，樊城水位高过城垣，街市顿成泽国，民居、商铺乃至米公祠等古建筑都被洪水侵袭。城里的官民无法预测明天的命运，只好“六门填塞昼不开，封以丸泥作防堵”，被迫将六道城门全部封死，防止渗水。
但襄阳城得以保全，应该说，有城墙的功劳，也有老龙堤的功劳。
1950年至1954年，襄阳专署整修加固了老龙堤。1964年，大水来袭前，襄阳地委对全线汉江堤防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加固。
从如今的气象条件、生态条件和水利工程看，襄阳已难再发灌城洪水。襄阳母亲河——汉江的历史，她的恩情与伤害，身为她养育的襄阳子民应该知道。借用汉江北岸纪念治水官员郑敦允碑刻上的话“民不能忘”，倒是十分妥贴。
2016年7月26日《襄阳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