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普通的城墙砖，不知道它是在大宋还是明清，总之至少五百年后，做为古城建筑的最基本的材料，它们仍然是襄阳城墙一分子。
它来自工匠之手，历经水火之变。工匠们千辛万苦制造出来，政府负责城墙修筑的提调官把它从襄阳的某个县运送过来，走的水路还是陆路，不得而知；它们经历过历朝历代的硝烟战火，倚靠过守城的弓箭手，见证了一座城的荣辱兴衰，直到现在，他们成为一座城市的光荣与骄傲。
漫话襄阳古城砖
城砖的由来
砖以及烧砖，对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作为官方及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建筑材料， 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中记载了制砖的流程：“凡埏泥造砖，亦掘地验辨土色，或蓝或白，或红或黄，皆以粘而不散、粉而不沙者为上。汲水滋土，人逐数牛错趾，踏成稠泥，然后填满木框之中，铁线弓戛平其面，而成坯形” 。“凡砖成坯之后，装入窑中，所装百钧则火力一昼夜，二百钧则倍时而足” 。简单说来，就是泥土在经过澄泥、拉坯、煅烧等若干工序后制作成砖。
现代考古研究证实，砖最早出现在奴隶社会的末期；少量使用于秦朝的王公贵族，主要是建宫殿，修驰道，筑陵墓，如阿房宫的青砖铺地等。砖普遍用来筑城则是在宋代，在此之前以前，绝大多数城墙只是土垒而成。进入宋朝，由于武器，特别是火器的发明和运用，使得攻守作战更加激烈和频繁，从而对城池的构筑和防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城墙不再是一味地向高、厚方向发展，而是通过减少被弹面，增强防御纵深和增设适应使用火器的射击设施来提高防御能力。在这种情势下，砖“异军突起”，广泛地“包”在夯土之外。经过砖“包”过的城墙，一是大大提高了防水能力，有效阻止了风雨的侵蚀；二是保证了因土料黏性差而导致的筑城质量，如史书上鄂州城（今湖北武昌）“土恶亟圮，岁增筑，赋蓑茅于民，吏倚为扰”的记载；三是使得城垣表面陡峭，光滑，增加了攀爬的难度，也增强了抗火器砸打的能力。
襄阳城墙砖
《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记载：襄阳城在宋时由原土城改为砖城，南北长约1.6公里，东西宽约1.4公里，周长约6公里。由此可见，襄阳今存的古城墙砖里，既有宋元，也有明清及民国多个朝代制砖。
南宋年间，襄阳炮火连天，城墙毁损严重，虽经多次修建，但均是战争间隙的抢修，再加之经费紧张，导致砖的质量不敢保证，所以能保存下来的，只是九牛一毛，少之又少。
元末，朱元璋揭竿而起，逐鹿中原，元朝统治者忽喇喇大厦将倾。至正25年（1365），28岁的安徽人、后明朝开国名将邓愈镇守襄阳，开始了庞大的城墙修筑。这次修建，基本奠定了今天襄阳城的格局，天顺《襄阳郡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本府砖城一座，在汉江之南，与樊城市对，前代创建修筑，旧志不存，无考。然晋羊祐、杜预、朱序，宋吕文焕所守，皆此城也。元季颓废，国初乙已年，卫国公邓愈因旧址修长，有正城，有新城。新城附正城旧基大北圈门，绕东北角接正城。通周回二千二百一十一丈七尺，通计一十二里一百三步二尺，高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五尺，脚阔三丈。垛头四千二百一十个，窝铺七十座。城濠除北一面临江四百丈外，东西南三面通二千一百一十二丈三尺，阔三十九丈，深二丈五尺……
这样一次大型的修建，自然是耗砖巨大。若以每块城砖规格约为40×30 ×10（厘米）计算，耗砖得以千万块计。这样大的用量，在哪里烧制，如何保证供需，目前尚无详实的证据。
大明一统江山276年，除在明末受到李自成部的烧杀攻打外，襄阳城基本处于和平年代，最多也只是自然的损毁，如风雨或洪水。但中央政策重视修城，先后在永乐十五年（1417）、洪熙元年（1425）年、正统六年（1441）年、正统十四年（1449）、景泰二年（1451）、景泰三年（1452）年，成化二年（1466）、正德八年（1513）、天启六年（1626），都从首都向大江南北发出督促维修城池的皇命。襄阳地方官员自不敢负，史书上可以查到的先后在明成化年（1465—1487），弘治年间（1488—1505）分别对门楼、角楼进行了修建。但事实上不止两次，现存洪武十六年的文字砖可谓言之凿凿。
清廷对城池的管理也颇为上心，所以襄阳城在清代也得到多次不同程度的修缮。史书上记载共有九次，分别如下：1、清代顺治二年（1645），都御史徐起元檄同知贾若愚，在小北门至西南角，用砖石修建了御敌炮台二十九座。2、顺治五年（1648），都御史赵兆麟令下属副御史苏宗贵重修了西城门城楼；令知府冀如锡重修了南城门城楼；令同知涂腾茂、张仲重修了大北门、小北门城楼各一座；令知县董上治重修东城门城楼一座。3、道光六年（1826），知府周凯重修六门的城楼。4、道光十二年（1832），汉水冲毁了部分城墙，知府阿乐阿琫再次修复。5、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溯汉江而上，威胁襄阳。知府多山在城上修建了兵房224间。6、咸丰十一年(1861),知府启芳添建兵房八所24间，并在东、南、西三门外二道桥之内，围砖墙，皆有垛堞门楼。7、同治元年（1862年），知府吴嗣仲建南门、大北门月城内官厅。8、光绪元年（1875），因“久下雨，城多圮”，知县吴耀斗兴修城墙；9、光绪二年（1876），知县劳庆藩续修。
清朝的多次兴修，主要是修补墙角，重修、改建城楼垛堞，加修防御设施，因此不会改变城垣外廓形态，却保证了防御设施的完备和城垣的整齐。今天小北门以东，几乎是原版的清代城砖。
民国襄阳城由于自然侵蚀和日军的轰炸，也得到过多次修缮,已知的有民国二年、三年、七年和二十四年。
作为最基本的建筑材料，政府的每一次修缮，便有一批新砖牵着命运之手登上城墙，也有一批老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或弃于陋巷，或归于泥土。但在朝代交替的缝隙，或官方弃城不管的年代，城墙上，不管是新砖，还是老砖，突然降临的，是被哄抢的命运。对于穷苦的老百姓来说，城砖，确实是好质量的建筑材料，用它砌墙、围猪圈、垒厕所,只需要付出傻力气既可。于是趁着风高月黑，一块块城砖被从城墙上撬起来，肩扛背驮，或木架子车推着，走进农家，从惯看清风明月江水的诗意，转为与鸡鸣狗叫相伴的现实。
珍贵的文字砖
襄阳城上砌墙所用的砖，大部分没有文字标识，只有少数刻有文字。刻有文字的砖叫文字砖，砖上的文字叫砖文字。古代社会，建造者出于不同的需要，会在砖上印上字。这些文字，经过时间的打磨，便成了珍贵的资料，除为后世提供城砖烧产地之外，还蕴涵着丰富的不见诸于典籍的历史文化信息。如洪武年间进行委派各地官吏为确保城砖质量而施行的责任制，明初农村基层组织的变化过程，各地制砖工艺的泥土样本、姓氏文化，民间书法和篆刻艺术等多元文化信息，是一座“活”的明初资料库。
襄阳城自诞生之日起，便是州、道、府、路等基层政权的象征。虽然时光飞驰，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但青山依在，江水自流，这些珍贵的文字砖历经沧桑，既构成历史，又见证历史，还口述着历史。
襄阳城墙目前已知年岁最长的文字砖为南宋砖。南宋，襄阳作为南北战争的前沿，城墙一直饱受炮火的摧残，又一次次在战争的间隙抢修。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收复襄阳后，鉴于“襄阳焚毁尤甚，野无耕农，市无贩商，城郭隳废，邑屋荡尽”，遂主持了修城。宋孝乾道五至七年间（1169-1171），朝廷拨款对襄阳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宋会要辑稿》录乾道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知襄阳府司马倬言事称：申获敕旨，再贴筑府城，用砖内外包裹，及增置楼橹、守城器具，合用工物浩瀚。
岳飞是名垂青史的大英雄，他受命于民族危难之时，银袍长枪，呼啸往来，与襄阳城同呼吸，共命运，丰沛了襄阳城厚重的历史。本地收藏家施锦华收藏的宋砖，高37厘米、宽18厘米、厚6厘米左右，每字约5厘米见方，砖体布满石灰、糯米汁。砖形不规整、背部凸凹不平、多皱裂。在砖的正面从右至左刻有两行文字：樁辦城塼，不許借用。樁辦乃桩办之繁体，“桩办”一词经查阅史料知为南宋官方语，“备办”之意。《宋史·食货志》载：绍兴元年，请桩办合用钱，而路不通舟，钱重难至，乃造关子（纸币）。南宋为支应军饷而加征的税款称之为“桩钱”（为战争所备之钱）。绍兴2年，岳飞在《奏措置杨么水寇事宜》上说：其合用钱粮，窃详湖北路委是阙令，无从桩办。“桩办城砖，不许借用”，用现今的话来讲不就是：“战备物资，严禁挪用”。
襄阳文字砖中，最多的是明砖。明朝为了保证制造质量，开始尝试并对制作者“立字存档”，这便出现了那些有制造时间、地点，有负责制砖的官吏、百姓姓名的铭文砖。清清楚楚的文字，表明生产环节已经全部责任到人。所以，在政府明显保留“事后追责”态度的压力下，明早期的城砖质量之好，在各个朝代的城砖中自然首屈一指。
明代砖文字内容丰富，最多的达到44个字，如“襄阳府襄阳县提调铺长王宗仁，典吏郑鉴，的当人韩敬、蒋文胜，总甲吴思聪，小甲李义，窑匠王敬德，人户杨大等”、“襄阳府谷城县提调官县丞宋忠修，司吏许英、的当人何仁佐、作匠易应才、人户杜三保。洪武十六年 月 日”等，有官职，有制造者，有制造时间，让后人知晓了当时制砖工程中的诸多参与者及各自承担的责任。字为刻模，阳文。
目前襄阳市面上发现的清朝文字砖有道光六年（1826）、道光十三年（1833）、咸丰二年（1852）、光绪二年（1876）、光绪六年（1880）、光绪十八年（1892）等六款，大多文字简单，仅“××（年号）×年城工”字样。阳文。
民国砖因年代近，尚有不少存世，有民国二年（1913）、民国三年（1914）、民国七年（1918）、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几款。文字较少，格式为“民国×年××（官职）××（姓或姓名）监造”。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闲杂”文字砖，如“春安号”、“工正所”、“二十九年邵”等；有的是单字，如“岳”“万”等，对它的朝代和内容，目前尚不能给予准确解读。
中国荆楚金石博物馆馆长张友海为一代藏砖大家，对不同朝代的襄阳城砖有细致地研究，认为宋、明、清砖与同时代的南京城砖、武昌城砖规制相同，均为标准的官砖。至于“闲杂文字”砖，可能是官方征用民窑或战事吃紧时在民间征用前朝遗留的砖。
“城砖回家”
2016年2月，我市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GFCW）发起了“请城砖回家，助古城申遗”的公益活动。其实在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都开展过类似的工作。
2013年9月，南京市由于城市改造征收拆迁，在秦淮区尚书巷发现几栋楼体全用古城砖砌成的民居老楼。很多居民担心宝贵的老城砖会遭到损毁，呼吁文物部门前来勘查登记并采取必要措施。对此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经专家现场勘查后确认，这一带的墙砖确是600年前的明城墙砖，数量预计在3万块左右，文物部门入场进行城砖回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南京文物部门就从民间开始回收明城墙砖，全部用在了现存明城墙的修补工程。这次的数量是近几年回收较多的一次，将进行回收和有效保护。
2013年，苏州古城墙年底将修复完毕，其修缮城墙中就使用了旧材料。由于姑胥桥以北段城墙是在原遗址基础上进行修复，因此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对城墙形制、结构、材料等尽可能采用传统技法，体现古城墙的原形制、原特点和原风貌。城墙中所用条石和城砖，全部是从各地收购来的旧材料。而且在建设过程中，也以现存苏州古城墙形制为依据，修复后尽可能再现古城墙的历史风貌。
“目前古城墙的修复工作，国家把关很严。”据襄阳市文物管理处主任邹劲介绍，文物修复和复建必须使用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现在修复城墙用的青砖，是按照古法烧制的，接缝用的灰缝也要求是白色的。修复城墙内墙护坡的土，用的是土壤、石灰、小石子混合而成的“三合土”，且每铺30厘米厚，就要浇水夯筑，以最大程度修旧如旧。
拾穗者身体力行，利用休息时间，在有关部门支持和志愿者参与下，截止到6月底，他们已在拆迁工地捡到遗弃城砖1000余块。其中包括难得一见的10余块铭文砖。
“襄阳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阳城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城砖是构成古城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细胞，每一块城砖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由于历史和当下城市棚户区改造的原因，大量古砖散落在城郊荒野和建筑工地，无人问津，并将最终成为建筑垃圾而消失。”拾穗者在倡议书中呼吁，襄阳“城砖回家”行动，旨在动员社会力量把散落在城郊、棚户区工地的古砖收集起来，最后移交给文物部门，以用作城墙修缮、文物陈列和研究工作。此举一是充分发挥利用城砖的文化和文物属性，二是唤起大家参与古城保护的热情，为襄阳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添砖加瓦。”
一块块城砖，来自工匠之手，历经水火之变。它们经历过历朝历代的硝烟战火，倚靠过守城的弓箭手，见证了一座城的荣辱兴衰，到现在，成为一座城市的光荣与骄傲。城砖如人，故事悠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