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城隔襄江与樊城相望。此地自古“北通汝（河南临汝）洛（洛阳），西带秦（陕西）蜀（四川），南遮湖（湖南）广，东瞰吴（江苏）越（浙江）。”进可以图西北，退可以固东南，是中国南北东西交通的重要孔道和枢纽，向被称作“天下腰膂。”座落在汉江南岸的襄阳城，“岘山亘其西南，汉水萦其东北”，以江北的樊城为屏蔽，以其宽阔的护城河作为排涝和防御体系，故有“铁打的襄阳”之说。
这“铁打的襄阳”除了地理上的优势外，那气势雄伟，历代用大青砖包砌的“铜墙铁壁”功不可没。写满沧桑的墙体青白相间，青黑色的城砖是古襄阳厚重历史的直接表现，斑驳的外表是它经受刀光剑影、岁月风霜的又一见证，乳白的灰路是石灰浆、糯米汁粘接的历史脉络。
宋代建立不夕，战火四起，烽烟不断，加固“天下腰膂”更是当务之急。当年岳飞屯兵襄阳修茸城墙，整理防务为我们留下了历史遗迹；明洪武初年，朱元璋为巩固天下江山，号召“高筑墙”的历史，至今在襄阳城的墙体上仍可寻见；清末、民国的动荡岁月，襄阳城墙上的铭文砖仍在向今人“讲述”着……
在襄阳城墙上的这些大量铭文砖中，那些带着官气十足的地方官员官职、姓名，往往会引起今人的特别关注，他们在地方史料中也有迹可寻，如观察朱、知事郑、知事马等等。在襄阳城砖上，还有一类人员，他们不大会引起今人的注意，更不会留存在浩瀚的史料中，但他们却又是“活生生”的有名有姓地存在着，并且穿越数百年，与我们襄阳城紧密地相伴、幸存着。这类人员就是那些整日艰辛的劳作，而又处在社会底层的“窑匠”、“匠人”、“作匠”。
襄阳城砖上至今仍可见到窑匠王敬德、八号匠人李宗、十号匠人魏敬、作匠易应才、匠人杨鹏等，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姓名能够留存在坚固的城砖之上，并不是为了弘扬他们的劳苦精神，也不是扬他们的大名供后人研究，更不是“拥有”，而是当时“问责”的需要，意味着“责任”，在不经意间留下的宝贵历史信息。“物勒工名”制度源自《礼记.月令》记，孟冬之月，“命工师效力……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当然，在器物上刻名的不仅是工匠，还包括负责监制的各级官员。特别是这些普通劳动者为了很好地完成任务，他们或独自孤守寂寞，或携妻带儿吃住在工地。数百年前的窑场工地上，他们可能还是一个小伙子，也可能是位年迈的老夫，这些烧砖人不论酷暑严寒，日夜守候在烈火熊熊的火窑旁，取土、和泥、拾柴火、观火候、调窑温……这些匠人整日“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窑匠们虽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们也会用自已的方式抒发着心中的渴望，襄阳城墙体上带有“天下太平”字样的城砖，便是窑匠们趁砖坯未干之前用细竹棍随手刻划而成的。
窑匠虽处在社会底层，但干的却是技术活，他们是城砖烧制过程中的关键人，相当于今天的技术负责人。一块城砖重达10多公斤，要把它们烧透烧结实，全凭窑匠的工作经验，从选土、和泥、制坯到入窑烧红变青，不是一般手艺者能够把握得住的，如果火候不准，烧过了就会使数砖或全窑砖块硫结为一体，轻烧则密度不够容易灰质化。所以火候把握不住，将会在人力、物力和时间上造成极大的损失。襄阳城砖上的八号匠人李宗、作匠易应才、窑匠王敬德等人就是当时窑场上的“技术人才”。
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有：凡埏泥造砖，亦掘地验辨土色，皆以粘而不散，粉而不沙者为上。汲水滋土，人逐数牛错趾，踏成稠泥，然后填满木匡之中，铁线弓戛平其面，而成坯形。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军事重镇襄阳的城墙修筑都是非常重视的，因此对城墙质量的要求也就很高，对制砖的工艺作了严格的规定，仅制砖一项就有上十道工序，取优质粘土粉碎，用筛子筛去杂质，放入水塘浸泡，浸透后把水牛赶入塘内践踏、踩熟，取土质细腻部分制成砖坯，砖坯晾干后入窑，烧窑时要使用柴草，火候更要恰到好处，收火后慢慢灌水淬火冷却成青砖。一窑城砖前后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方可上墙。
在生产力不发达且交通不便的时代，将各地城砖运往工地决非易事。可以想象当年在襄阳府管辖下的各州县动员千军万马从水路、陆路运送城砖修筑“天下咽喉”的忙碌场景是何等的壮观。在“铁打的襄阳”背后，流淌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血汗，一块块钤印着窑匠姓名的城砖就是一段段辛劳的历史画面，目睹它们，能瞬时穿越历史的尘烟，回到那清晰鲜活的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