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载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历史的综合性资料书，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历代地方官都把志书当成为政的参考书，把修志视为莫大的政绩。
本期《深读》，邀请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高新伟教授，为大家介绍现存最早的襄阳府志——《天顺襄阳郡志》。
记者：请介绍一下古代襄阳志书的情况。
高新伟：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襄阳府知府高夔命令州学教授刘宗、幕官任浍编纂了一部《襄阳志》，共四十卷，刊刻精美，这是有记载的襄阳最早的地方志，遗憾的是该书失传。襄阳现存明清府志共八种，分别是天顺、正德、万历、顺治、康熙、乾隆、光绪年间修纂的七种《襄阳府志》和乾隆《下荆南道志》。
记者：纂修、出版《天顺襄阳郡志》大概有哪些情况？
高新伟：在这些府志中，《天顺襄阳郡志》的纂修时间最早——天顺是明朝的一个年号，共用了八年（1457年—1464年），《天顺襄阳郡志》就是明代天顺年间修撰的一部襄阳地方志，当时襄阳为府，书名称“郡志”是沿用古代称呼的做法。
该书前面沈庆的《重刊襄阳郡志记》所署日期为“天顺三年，岁在巳卯，腊月初吉”，也就是公元1459年腊月初一，可知此志于天顺三年底业已修成，大约也刻印了，但是我们在书中还能发现一些有关天顺四年的记事，而且明显是拼凑添加上去的，说明天顺四年刻板之后，又在书版上补充了当年的事件。
该书记事最晚的是刘定之撰写的《襄阳府城隍庙重修记》，落款天顺七年（1463年）正月，这一篇文章是另起一页的，字体明显不同，显然是后来补刻的。《正德襄阳府志》说《天顺襄阳郡志》在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补修过，该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书名曰《重刊襄阳郡志》，所谓“重刊”是相对“首刊”而言的，可以推测该书首刊于天顺三年（1459年），在天顺四年（1460年）、天顺七年（1463年）补刻，成化年间重刊。
记者：作为最早的襄阳府志，《天顺襄阳郡志》对后来襄阳修志起到哪些作用？
高新伟：纂修早的地方志自有其可贵之处，由于文献掌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有意无意地篡改或误解，所以旧志的记载就相对真实。诚如罗振常在《天顺襄阳郡志》的题记中所说的：“地方志书，每遇增修，卷帙必富于前，然人多贵旧志，而不贵新志者，何也？盖新志遇无识者秉笔，每任情改削，如坊巷之名，旧志所载，义本可通，至新志渐改从俗称，字异音同，遂失其命名之本义，而介乎可解不可解之间。推之于地方，文献之大，亦点不如是。故征考古迹遗闻，非征之旧志不可也。”所以，要想了解500多年前襄阳的山川古迹、坊廓乡镇、户口贡赋、乡贤名宦等情况，最可靠的资料就是《天顺襄阳郡志》。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明代地方行政区划，分京师、南京和十三布政使司，下又有府140，州193，县1138。襄阳府管辖一州十县，一州即均州，十县为：襄阳、枣阳、宜城、南漳、谷城、光化、房县、竹山、上津、郧县，相当于现今的襄阳和十堰两大市。正因为如此，该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襄阳的历史文化，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十堰的历史文化。
在《天顺襄阳郡志》之前，襄阳也曾出现过一些类似地方志的著作，如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这些著作可以算作地方志的雏形，但体例内容不完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志。
《天顺襄阳郡志》共四卷三十九门，卷第一，本府、县治、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式、户口；卷第二，学校、廨舍、坛场、铺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陵墓、台榭、书院、津渡、岩洞；卷第三，园池、井泉、陂堰、景物、名宦、科举、岁贡、烈妇、节妇、仙释、杂志；卷第四，文、诗、歌。
《天顺襄阳郡志》体例、类目、内容都符合成熟的地方志的要求，所以罗振常在该书藏本题记中评价道：“张恒所纂《襄阳郡志》，书只四卷，而纲要不遗，殆《武功》《朝邑》之亚，视后之繁芜无当者，相距殊远。”
这与我国地方志的发展史相一致，我国地方志发展到明清时才成熟，此前只是积累成长阶段。明永乐十年（1412年）和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朱棣两次颁发《纂修志书凡例》，对所列类目、内容、取材、书写方式，均作出具体规定。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地方志编纂的政府条令，对于各府、州、县志书编纂的兴盛和内容的完备，起了促进作用。
记者：除了上述优点，该书有没有什么缺憾？
高新伟：有缺点。
首先，该书单列39目，无纲统目，列目众多，分类琐碎，显得凌乱。宋元时期，方志多采用平列门目，列目众多，分类琐碎，而明代方志多在子目之上归并大类，形成二级或三级分目形式。该书的这种做法，反映出了方志体例由宋元时期向明代过渡的痕迹。
其次，过于简略。例如，“园池”“井泉”“陂堰”“景物”等目，篇幅太简略，甚至有些条目下面只有一条记载，有点拼凑门目的嫌疑。又如，有些条目下，某些县甚至连一条记载都没有，难道说该县就没有此条目的内容吗？再如，襄阳、枣阳、宜城、南漳、谷城、光化六县和均州的记载较详，而房县、竹山、上津、郧县四县的记载较略，显然是因为修纂者是襄阳人，不熟悉房县、竹山、上津、郧县四县的情况，而又没实地走访调查所致。
明代史学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载明人志书达千种，其中《襄阳府志》就有四种，且均为万历年间所修，比万历早得多的此书却不见载，可见他当时没有看到该书，亦可以看出此书在明代就传世稀少，弥足珍贵。
记者：《天顺襄阳郡志》现在在哪里可以见到？
高新伟：《天顺襄阳郡志》在世上仅存一本了，被陕西省图书馆收藏。
该本钤盖有清代藏书家陆时化、赵执博，近代学者罗振常的藏书印章，书后还有罗振常手书题跋，可见该本是经过清代至近代的藏书家陆时化、赵执博、罗振常等名家收藏，才得以存世。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叶昌炽《藏书纪事》载陆时化的藏书印记五方，而该本的五枚陆时化藏书印均不见于叶昌炽《藏书纪事》，故可补叶著之阙。该本上面钤盖的藏书印和手书的题识，使其显得更加珍贵。
陕西省图书馆对此书视若珍宝，2006年《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出版，该馆特意将《天顺襄阳郡志》排在丛书的最前面，2007年该书被陕西省拿来申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当时整个陕西省仅有13种国家级珍贵古籍。
如此有特色的珍贵地方志，在世上流通的却不多。1964年上海古籍书店据陕西图书馆藏本影印，书名《天顺襄阳郡志》，装订四册印行，2006年《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出版，也影印了该书，在传播推广此书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是前者因为影印的时间过久，数量有限，后者因为是丛书，部头大，不利于普通读者购买，所以这两个版本在市面上都难以见到。
更遗憾的是这两次出版都是影印，保留了繁体竖排无标点的原样，不利于普通读者阅读。
201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点校本，采用简体字横排方式重新排印，还做了断句标点，是当前最适合广大读者阅读的一个版本。
（全媒体记者周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