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诗人襄阳雅集多（一）

　　方莉 李俊勇

　　文人雅集是我国古代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起源早期比较典型的有晋金谷诗会和兰亭诗会等，发起人往往约集文人雅士，以饮酒、赋诗为主要形式，尽欢终日，采当时所赋诗成集，以为盛事。

　　雅集需要优美的环境。石崇以他豪华奢侈的金谷园为场地，在“清泉茂林”掩映之间，“众果、竹柏、药草”幽香之中，琴瑟笙箫竞发，美人歌吹相囿，邀集了当时名流左思、潘岳等数十人，“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景之雅，兴之雅，言之雅，行之雅，文之雅，无不俱备，特别是定下了“或不能者，罚酒三斗”的规矩，并将所赋之诗录存结集，成为后来文人集会的不二范式，后人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雅集。半个世纪后王羲之所主持的兰亭诗会，选择古老的三月三上巳日邀约集会。除了黜免了一些奢靡之举“无丝竹管弦之盛”外，几乎继承了金谷诗会的全部内容，而且创新地使用了“曲水流觞”的形式。众宾列坐在蜿蜒曲折的溪岸，斟满美酒的羽觞在清澈的溪水中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并立即赋诗一首，即所谓“一觞一咏”，才思不够敏捷不能援笔立就者，就得受罚酒三大斗之苦。这些变革使集会一洗奢靡而尚清雅，更适合文人的身份和修养，使后来者的兰亭集会迅速地推广开来。雅集的创作形式也由最初的自由赋诗发展到“分韵”、“联句”、“续诗”等多种形式。但事实上，在典型的文人雅集形成之前，文人相聚吟诗作赋并不少见，《世说新语》就记载了大量与此同时或前后的文人相聚活动，“谢太傅寒雪日内集”是一家之内的文人雅集。

　　具体到襄阳，经过刘表近二十年的“爱民养士”，襄阳可说文风蔼然，且由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封疆大吏往来不绝，多有文采，所以文人相聚之风甚盛，聚会中多有饮酒赋诗的内容。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迫降刘琮，得到觊觎已久的荆州重地襄阳，欣喜之下，就曾“置酒汉滨”，劝降有功的王粲在席间奉觞致贺。有学者认为，《艺文类聚》所载录的王粲、杨修、陈琳、徐干、应玚等诸人的同题文《神女赋》或就作于襄阳的一次集会之中。上述诸人都堪称一时文章俊杰，几乎网罗了建安文学的精华。从几人的写作内容来看，不脱于交甫解佩之神女，情景性颇为典型，聚会同赋的可能性很大。若果如此，那么这就是襄阳有记载的最早的文人雅集了，更难得的是，还留下了传颂千古的名篇，盛事、嘉文，同传不朽。

　　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羊祜镇襄阳，与岘山结缘，羊祜虽然手握重兵，但儒雅之风冠绝古今，轻裘缓带的风采令人倾倒，他召集僚属在岘山“置酒言咏”，于山水之间饮酒、赋诗，也是典型的文人雅集，可惜没有诗文流传下来。

　　岘山中可为雅集之所的不仅有岘首山，羊祜以后，西南诸山中的绝胜之地相继被人们发现并屡屡顾盼。光绪《襄阳府志》载：“（望楚山）高处有三墩，是刘宏（弘）、山简等九日宴赏之所。”九日即九月初九，称重阳，古俗这一天登高可免灾避祸。刘弘、山简都是继羊祜之后镇襄阳，彼时国家已经统一，战事尚未蜂起，他们更有闲情游赏饮宴，流连赋诗，其中山简更以“优游卒岁”而著称。以二人之文章风流，想必亦有感怀咏诗之举。更重要的，他们扩展了雅集的时间和季节，从此，九月九日的登高习俗，也与文人雅集联系起来，成为又一个传统的雅集日。

　　唐代，孟浩然诗中多次写到宴集于海亭。

　　宋以后，文人雅集有普遍化趋势。襄阳城西南诸山中的雅集，持续千余年而不衰，风物之美，人文之盛，支撑起一个又一个时代文人朝圣般的热情，留下诸多诗文、佳话。虽然不如竟陵八友、西园雅集、玉山雅集等著名，但发生在北宋的一次雅集，却在文学史、金石史上大大有名。

　　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由京城贬知濠州又徙知襄州的王洙，出于对羊祜的深深敬仰，向朝廷进呈中书剳子，倡言修复不知毁于何年的羊公祠，获得恩准，随即，以千金赎回原祠旧基，重修了祠宇。其后，他邀请当时文翰范仲淹、连庠及郡内外僚属十五人，各出一诗，盛赞羊祜的功绩与德政，镌刻在一个八面石幢上，立于新修的羊公祠旁，成为北宋文坛的一件盛事。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进士及第。官直龙图阁，同判太常寺，坐事黜知濠州，徙襄州。召还。累迁翰林学士，改侍读，兼侍讲学士。谥曰文。宋史有传。他所倡导的这一盛事，皇帝恩准，千金赎基，多人唱和，成为一时之美谈。十六人诗作与大名，赖之共传。除王洙与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外，还有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李淑、尚书礼部侍郎知光化军事李宗易、提点河东路刑狱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去惑、太常博士孙抗、大理寺丞韦不伐、给事中知蔡州事吴育、太子府率致仕李康伯、大理寺评事通判蔡州事刘敞、将作监丞通判襄州事贾黯、河阳节度推官裴煜（《襄阳金石略》误为昱，据刘喜海《宋岘山晋羊太傅祠石柱跋》改）、沧州观察推官马云、均州郧乡县尉黄通守、宜城令连庠，以及清代王士祯《蜀道驿程记》中失录的著作佐郎范微之，共十六人。在此，我们无妨以范仲淹为例，来略窥当时盛况：“休哉羊叔子，辅晋功勋大。化行汉江间，恩被疆场外。中国倚而安，治为天下最。开府多英寮，置酒每高会。徘徊临岘首，兴言何慷慨。此山自古有，游者千万辈。湮灭皆无闻，空悲岁月迈。公乎仁泽深，风采独不昧。于今堕泪碑，观之益钦戴。卓有王原叔，文学伟当代。一麾守襄阳，高杯极恬退。山姿列云端，江响拂天籁。行乐可逍遥，览古忽感慨。不见叔子祠，荒没民畴内。千金赎故基，庙见重营绘。襄人复共祀，水旱有攸赖。太守一兴善，比庐皆欢快。原叔政可歌，又留千载爱。”

　　范仲淹诗，一颂羊祜及其绝世功勋，二颂王洙及其兴善盛举，文豪如椽巨笔，无疑使此盛事更彰于天下，与《岳阳楼记》类似，后世专步其韵而咏岘山者不绝。

　　石幢镌成后，置于岘首山上，成为继堕泪碑、岘山亭、羊公祠之外，纪念羊祜的又一象征，顺道过访甚至专此瞻仰者络绎不绝。在其后的一百余年间，官员、名流竞相流连，往岘首山祭拜羊祜，仰瞻石幢，并以附骥留名为荣，往往把自己的名字共镌于石幢末端，形成饮饯题名九则。题名从皇祐癸巳（公元1053年）到淳熙乙巳（公元1185年）130多年间，据历代金石学家考据，共有四十人的名字留在石幢上，其中宋宗室、著名词人赵令畤与襄阳名士魏泰（著名女词人魏玩之弟）两度留名。这些发生在石幢周围的饮饯，也形成了新的文人雅集。